辽朝时期，统治者为什么要推行儒家文化？
辽朝，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八年。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渤海国对儒学思想文化认同程度极高，渤海建国不久，大祚荣就开始向唐朝学习先进的制度。大钦茂继位后，全面引进儒家典籍，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取《唐礼》《三国志》《晋书》等，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成为渤海人言行的规范与标准。唐朝皇帝要渤海国王“永为藩屏，长保忠信。”
一、受到渤海文化的影响
1.王室的学习
历代渤海国王也都恪守对唐朝的君臣之礼，其中许多都受到了唐朝皇帝的赞扬。渤海国王还以“敦诗悦礼”来要求自己的女儿，并要求她遵守三从以及六行，同时要其学习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教育。渤海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
渤海国官方以及民间都存有大量儒家经典，许多使臣与学生在唐王朝学习儒家文化，回来时带回了大量的儒家经典，同时也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有力传播者。渤海国还建立了中央官学以及各类学校，尤其是在中央官学的国子学中集中了大量求学者。渤海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为儒家文化广泛传播和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上行下效
渤海人也认同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总是追求普天之下的大一统局面，而中原地区周围的少数民族也认识到要想使本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最好的选择就是与中央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归顺臣属于中央王朝，所以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观念是认同的，渤海国也不例外。
从大祚荣开始，每年进行朝贡，正式确立了唐朝与渤海之间的政治藩属关系，渤海国作为羁縻州的合法地位进一步明确。渤海人积极接受儒家文化，在与汉人的不断接触交往中，不断吸收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人的政治行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推动了渤海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体思想。
儒家文化对渤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进了其社会发展，使其迅速进入到封建社会，推动了社会进步，渤海国成为“海东盛国。”天赞四年(925年)，耶律阿保机发动战争，次年兼并渤海国，建立东丹国，渤海国被纳入到契丹版图之内。入辽之后，辽朝统治者对渤海人进行了多次移民。
辽初耶律阿保机对渤海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第一次是将渤海王族和俘虏的军民移民到辽上京临潢府周围，第二次是天显三年(928年)东丹国国都南迁，大量的渤海人被迁移到辽东地区。经过这两次大迁徙，渤海居民大多数不在原住地了。为了便于监视，辽朝将东京道的渤海人迁至中京道和上京道。
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渤海人与契丹族人相互杂居，互相融合，渤海人在儒家文化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以及改变契丹族人的文化认同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儒家经典的传播与科举制的实行
1.经典的传播
儒家经典在辽朝境内的传播以及契丹族对经籍学习，也是契丹族对儒家文化认同加强的另一因素。中原典籍可能在辽朝建立之前就已经传播开来，最好的例证就是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奔唐时，一次便带了数千卷书籍，而其中一部分书，中原地区都已无存。
辽太宗灭晋进入汴京之后，“取晋图书、礼器而北。”宋降以来，更有大量典籍流入北方，苏辙出使辽朝，回宋之后上书言：“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
由此可见辽朝拥有中原典籍的数量之多，中原书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流传在辽朝上下，除此之外，契丹族对于中原典籍的搜集时效性非常高，一些宋人诗文在创作不久之后就能流传到辽朝境内。辽朝对于中原书籍的搜求，除了武力掠夺之外，还通过使臣求赐、贸易走私等渠道进行。
宋朝几次下令禁止贩书给北方，但是依然有许多典籍流传到辽朝，其真正原因还是契丹人对于中原典籍有所需求。苏轼对此曾说：“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
流入辽朝境内的中原典籍，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在辽朝境内的传播，一方面可以从辽朝的图书印刷中窥得一斑。辽朝建国之后，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政策，在此背景之下，儒家经典的印刷成为辽朝图书颁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皇帝本人爱好儒家经典，如辽兴宗“好儒术”，道宗时除了兴建各级学校，还命臣子对汉人书籍进行翻译与印刷，道宗咸雍十年(1074年)，下令颁行《史记》《汉书》，萧韩家奴翻译《通历》与《贞观政要》等。
辽朝还将儒家经典作为赐予他国之物，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赐铁骊那沙佛像一幅，“五经”各一部。另一方面，也可从契丹贵族对儒家经典的援引之中得知一二。《周易》在辽朝经常被引用。如《耶律宗政墓志》所见“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尚书》的引用在辽朝也十分普遍。
统和元年(983年)，室昉请求“告老”，并进《尚书·无逸篇》以进谏，得到萧太后的嘉奖。大安四年(1088年)，辽道宗“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辽人对于《诗经》也引用不少。道宗曾于大康二年(1076年)诵《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萧义墓志》中“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之语则出自《大雅·崧高》。除此之外，辽人对于《周礼》《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援引也并不在少数。
辽朝君臣能够援引、化用儒家经典的言语以及其中的思想，借助“圣人之言”来表现出自己的意愿，根本上也是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这说明了辽朝皇帝重视儒家经典，也说明辽朝保有的儒家经典的数量已经十分丰富。
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中原典籍在辽朝的大量流通与传播，使尚文崇儒成为辽朝的一种风尚，诵经习儒也成为辽朝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儒家经典深入民间，更是加快了辽朝契丹族对儒家文化认同的进程。文化教育与学习可以起到将民众的被动认同转化为主动认同的作用，是推进儒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辽朝统治者积极鼓励并推动儒家文化的学习，辽朝推行教育的过程就是儒家文化在其境内发展、传播与认同的过程。
2.科举制
辽朝统治者积极推行科举制以促进儒家经典的流传与儒家文化教育的发展。元人王恽指出金代科举考试科目“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可知，辽朝统治者将“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并为金代所借鉴。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还曾“颁《五经》传疏。”辽兴宗于统和六年(988年)开设科举，并录高举一人为士。随后录取进士人数不断增加，儒家文化传播更为广泛。
辽兴宗曾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御试进士自此始。”兴宗制御试之举动，表明兴宗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辽道宗不仅重视和推崇儒家文化，并且将教育视为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途径，在各地兴建西京学、州学等各种学校。
辽朝自创立科举制伊始，就不允许契丹人以科举的形式入仕。随着契丹族与汉族交往越来越密切，再加上各民族混居，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契丹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更加深入。在此背景之下，契丹族一些士人开始试图冲破契丹人不能科考及第的限制，私自参加科举考试。
如耶律蒲鲁，在兴宗重熙年间考取进士，但是统治者认为“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鞭其父二百，以示惩戒。虽然蒲鲁与其父受到了处罚，不过从《辽史·耶律蒲鲁传》整件事来看，禁止契丹人参加科考的限制，在这时就已经出现了松动。辽兴宗虽然对蒲鲁参加科考进行了惩罚，但还是很赏识他的才华，“寻命蒲鲁为牌印郎君”，后“转通进。”
辽兴宗这种对蒲鲁既惩罚又赏识的复杂态度，正能体现辽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其禁止契丹族人参加科考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打破过去的“国制”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
耶律蒲鲁及第实现了契丹族进士从无到有的突破，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道路，能够促使更多的契丹人学习儒家文化，推动了儒家文化在契丹族内的认同与发展。
由于文献对辽朝科举记载较少，辽朝统治者向契丹等民族开放科考的时间无法确认，但是天祚帝时，作为辽太祖八代孙的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进士第”，这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在辽朝后期已经不再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契丹进士从无到有，也体现了契丹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