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对文官和武将都不信任 崇祯为何对宦官十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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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为人多疑，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是对文武百官不信任。时人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一书中记载说：“上(指明思宗)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且语之曰：‘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所欺也。明思宗对官吏的看法既是如此之糟，那就不可能对之全心信用，于是，便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一宦官。他自己曾经公开承认：“文武各臣，朕未尝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内臣耳。”

崇祯墓碑

明思宗在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对于宦官曾经大加约束，不予重用。天启年间，许多边镇派有宦官，这时他下令将之撤回。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尽撤各边宦官的决定正式作出，他对兵部说：“先帝于宣、云、关、蓟、宁远、东江等处，督抚而外，分遣内臣协同镇守，一柄两操，浸寻滋弊。比来内外督臣，意见参商，嫌隙阴构，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岂能堪此?宦官观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处镇守内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各内臣都着回京。”

接着，明思宗又对宦官干政作了种种限制。如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二月，“谕戒廷臣结交近侍”。明思宗在这一时期约束宦官，不加重用当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刚刚从宦官魏忠贤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反天启年间重用宦官之道而行之。但是由于他内心里不信任朝廷大臣，这种约束宦官、不加重用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至此，明思宗遂因不信任百官，认为他们“不称任使”,而重新起用了宦官。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

崇祯影视形象

此后，宦官“衔宪四出”,越派越多。崇祯四年九月，命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命太监监军，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邵希诏西协”。十一月，以太监吴直监视登岛兵饷。崇祯六年五月，明思宗谕兵部：“流贼蔓延，各路兵将云集，一切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内中军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与山西内中军陈茂霖，会同各抚道，分入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纪功过，督催粮草。”

除去监军督饷之外，宦官们还被派去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等政务。如崇祯四年九月，以太监张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两部出入”,“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同年十一月，“以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崇被六年四月，“命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赴各仓，同提督诸臣盘验收放。崇祯九年(166年)六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浮同法司录囚。崇祯十二年二月，以司礼太监崔琳清理两浙盐课及各项赋税。

明十三陵

崇祯十四年八月，明思宗临太学，“先期”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之出，侵夺了官吏将领的职权，也不利于统治集团内部正常秩序的维持，因而遭到朝臣的反对。而明思宗却坚决不改，凡与宦官发生冲突者，明思宗在处理中总是偏向宦官方。如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监视登岛太监魏朝，因给事中庄鳌献所上“太平十二策”内有撤监视的内容，于是要求将自己罢免;而明思宗却驳回魏朝的申请，将庄鳌献谪为浙江布政司照磨，不久，“复下刑部狱”。但明思宗对宦官也不是信而不疑，其性格既然多疑，对宦官也不可能例外。

故宫一角

然而，他在实践上对宦官的确是大加重用。其故安在?原来是他以为宦官易于对付，不足为虑。时人杨士聪在明思宗死后曾就此评论说：“先帝(指明思宗)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辈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则以中官参之。”同时人谈迁也曾指出：“(明思宗)直谓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亦何能为!”明思宗既然对宦官并不是彻底信任，这就使之在重用之中，也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防范。这防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加以监视。

所以当时的人曾说：“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