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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对文官和武将都不信任 崇祯为何对宦官十分信任

还不了解:崇祯和宦官的读者,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崇祯生性多疑,不信文官武将,为何却很信任宦官?

明思宗为人多疑,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是对文武百官不信任。时人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一书中记载说:“上(指明思宗)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且语之曰:‘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所欺也。明思宗对官吏的看法既是如此之糟,那就不可能对之全心信用,于是,便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一宦官。他自己曾经公开承认:“文武各臣,朕未尝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内臣耳。”

崇祯墓碑

明思宗在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对于宦官曾经大加约束,不予重用。天启年间,许多边镇派有宦官,这时他下令将之撤回。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尽撤各边宦官的决定正式作出,他对兵部说:“先帝于宣、云、关、蓟、宁远、东江等处,督抚而外,分遣内臣协同镇守,一柄两操,浸寻滋弊。比来内外督臣,意见参商,嫌隙阴构,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岂能堪此?宦官观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处镇守内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各内臣都着回京。”

接着,明思宗又对宦官干政作了种种限制。如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二月,“谕戒廷臣结交近侍”。明思宗在这一时期约束宦官,不加重用当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刚刚从宦官魏忠贤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反天启年间重用宦官之道而行之。但是由于他内心里不信任朝廷大臣,这种约束宦官、不加重用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至此,明思宗遂因不信任百官,认为他们“不称任使”,而重新起用了宦官。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

崇祯影视形象

此后,宦官“衔宪四出”,越派越多。崇祯四年九月,命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命太监监军,王应朝往关、宁,张国元往蓟镇东协,王之心中协,邵希诏西协”。十一月,以太监吴直监视登岛兵饷。崇祯六年五月,明思宗谕兵部:“流贼蔓延,各路兵将云集,一切功罪勤惰,应有监纪。特命内中军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与山西内中军陈茂霖,会同各抚道,分入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纪功过,督催粮草。”

除去监军督饷之外,宦官们还被派去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等政务。如崇祯四年九月,以太监张彝宪“有心计,令钩校户、工两部出入”,“为之建署,名曰户工总理”。同年十一月,“以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崇被六年四月,“命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赴各仓,同提督诸臣盘验收放。崇祯九年(166年)六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浮同法司录囚。崇祯十二年二月,以司礼太监崔琳清理两浙盐课及各项赋税。

明十三陵

崇祯十四年八月,明思宗临太学,“先期”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之出,侵夺了官吏将领的职权,也不利于统治集团内部正常秩序的维持,因而遭到朝臣的反对。而明思宗却坚决不改,凡与宦官发生冲突者,明思宗在处理中总是偏向宦官方。如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监视登岛太监魏朝,因给事中庄鳌献所上“太平十二策”内有撤监视的内容,于是要求将自己罢免;而明思宗却驳回魏朝的申请,将庄鳌献谪为浙江布政司照磨,不久,“复下刑部狱”。但明思宗对宦官也不是信而不疑,其性格既然多疑,对宦官也不可能例外。

故宫一角

然而,他在实践上对宦官的确是大加重用。其故安在?原来是他以为宦官易于对付,不足为虑。时人杨士聪在明思宗死后曾就此评论说:“先帝(指明思宗)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辈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则以中官参之。”同时人谈迁也曾指出:“(明思宗)直谓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亦何能为!”明思宗既然对宦官并不是彻底信任,这就使之在重用之中,也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防范。这防范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加以监视。

所以当时的人曾说:“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