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北京植物园
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重量，
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
我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
但我却是六亿五千万中的一个。
——溥仪
4月18日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由北京植物园与中科院植物园组成，优美的园林里留下了许多名人到访的足迹，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更是在北京植物园工作过整整一年。
北京植物园
1960年初，特赦后的溥仪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这是周恩来向溥仪征询意见后，根据其兴趣爱好、自身情况而特地选择的。
2月14日元宵节刚过，溥仪先行来园参观，他很满意这所中国最大植物园的环境。正式报到是两天之后，植物园主任俞德浚和办公室主任奚斌向他表示欢迎。溥仪要求“马上参加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俞德浚则安排溥仪先熟悉周围情况。溥仪的住所是园内一间18平米的房间，与工友刘宝善、刘宝安同住。溥仪参观了园圃和温室，向正在劳动的植物园工人师傅了解情况，大家热情耐心地作了解答。
2月18日，俞德浚、奚斌二位主任召开全园座谈会，向各组组长介绍溥仪。溥仪被分配到组长吴应祥、孙可群负责的温室工作，上午劳动，下午政治、业务学习。他学习的教材共有四种，分别是政府发给的《毛泽东选集》和园方提供的《植物学基础知识》《植物园工作手册》与《华北习见观赏植物》第一集。
中国本是农业大国，中共中央在1956年1月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随后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更是推动了全国学科学的热情。溥仪收到的这几册植物学教材有着浓重的时代气息。
《植物学基础知识》由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编著，是《初级自然科学自学丛书》的一种，1958年8月第一版，到1961年6月已有五次印刷，总印数高达十万册之多。这本植物学基础读物，很适合高小、初中程度的读者自学。书中讲述了植物的生长发育与外界环境的关系，还介绍了栽培管理的使用知识。
另两册书的印量不大，但专业性很强。《植物园工作手册》的作者是植物专家、植物园专家俞德浚（1908-1986），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师承“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之后成为中国早期规模最大、取得成果最丰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成员。1947-1950年，俞德浚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和爱丁堡植物园进修，随即回国效力。植物园建设是中国新兴的一项科学事业，俞德浚除了在书中介绍当年盛行的苏联植物园的基本任务与概况，还详细说明了英法美植物园的特点并辅以中国情况，系统阐述了植物园的组成部分、日常工作和设计原则等内容，使之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植物园专著。溥仪认真学习了这部著作，并在1960年的日记中摘抄了几近全书的内容。溥仪体会到植物园引进国外经济植物，可以增加我国植物种类、扩大植物面积，还能解决城市绿化问题，改造自然环境。
俞德浚著《植物园工作手册》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人民对观赏植物的需求日益增加，俞德浚还特地与溥仪的组长等同事一起编纂了《华北习见观赏植物》。全书计划共四集，后来只出版了前两集。第一集涵盖了华北常见的易栽培、引种栽培观赏植物共一百种，并附有图片，详细介绍其科学属性，以及繁殖栽培管理、庭园应用等知识。
俞德浚主编《华北习见观赏植物》
这部著作可视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学术研究的延续。自1928年成立起，静生所即开始采集河北植物标本，1934年静生所刊行植物部助理周汉藩（勺泉）所著的《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文版一书，由所长胡先骕亲自审定植物学名与全书内容。同时这部著作也与北京植物园的历史沿革密切相关。北京植物园的起步是从接收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植物园的部分花木开始的，1950年起采集河北省野生植物的种子苗木，与国内外植物园交换种子，自行培育苗木。北京冬季长寒干燥，土壤碱性又高，原有植物品种较为单一，北京植物园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如何驯化、丰富北京的植物种类，解决城市行道树、观赏树木以及防风防砂的树种问题。
在学习植物知识的同时，溥仪开始了温室的劳动。先是到植物园东侧的大温室，溥仪的主要工作是为植物浇水和打扫卫生，大家帮助毫无工作经验的溥仪掌握了浇花的技术要领。一个月后，溥仪转到扦插繁殖温室，他先后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熟练完成技术要求相对较高的四季海棠等植物的移栽工作。再过了三个月，溥仪来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这时又学会了修剪花卉的技术，他曾对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等植物进行过剪枝，还完成了盆子花的上盆，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仙客来的换盆，龙牙花的嫁接等工作。溥仪对植物的兴趣越发浓厚，曾亲手制作过一大本植物叶片标本，并标注了科属、产地、属性和特征。
溥仪在北京植物园温室浇花
在植物园的劳动学习中，溥仪认真地进行自身改造。与大家一道学习讨论报纸上的国家大事，一道歌唱《团结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好》等歌曲。 “三年困难时期”，植物园组织全园职工开展生产自救，溥仪上交了节约下来的布票、粮票。溥仪“常常感到不如别人，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益处极大。”溥仪很“喜欢这个环境，……平生第一次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是）在这里每天愉快的劳动和学习。”
除此之外，溥仪加入了挖蛹小组，积极参与1960年3月的植物园春季爱国卫生运动。9月，溥仪主动申请加入民兵训练。冬季，经过逐级咨询，总理办公室回复“公民依法享有选举权”，溥仪又参加了人民选举。11月26日，他拿到了写有“爱新觉罗･溥仪”名字的选民证，溥仪特意换上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郑重地把选票投进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南辛村选举点的红色票箱里，“从那一刹那间起，我（溥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溥仪的第一张选民证
朱德、张鼎丞、郭沫若等曾来园视察溥仪的工作情况，溥仪汇报了心得体会。谢觉哉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介绍，原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溥仪学习劳动技术后，觉悟到“祖国给了他新的生命”。溥仪更是认为“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工作和劳动”，自己“也成了伟大祖国的一名光荣的公民”，参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兴和自豪绝不是笔墨和语言所能形容的”。
溥仪在植物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加外事活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建议下，外国朋友和作家、记者们纷纷前来了解这位前皇帝的思想改造情况。1960年10月初，溥仪告诉墨西哥的新闻记者“我的前半生确实已经死去了。但我的后半生，作为劳动者的生活却刚刚开始。”同月29日，溥仪会见埃德加･斯诺。斯诺笑着和他开玩笑：“你是皇帝，我给你磕头。”溥仪回答道：“过去的我已然死了，现在我是中国的新劳动人民。”溥仪告诉斯诺，自己原本身体极坏，走一二里地就喘得缓不过气来。如今能整天走路或劳动，感到真正年轻了。溥仪很抵触别人仍称他为“皇上”，并极为反感前清遗老们按旧礼向他称臣请安。在出席某次周恩来招待外宾的活动中，溥仪郑重宣布自己的新身份是“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溥仪”，全场掌声雷动。
溥仪参加北京植物园的工作是在1960年2月16日到1961年2月下旬，他对植物园感情深厚，称之为自己的“第二个家”。溥仪写有《我在北京植物园一年来的劳动锻炼和几个观点的初步实践》一文，“回顾在植物园的一年生活，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有进步，有收获”。溥仪觉得自己经历了周恩来要求牢固树立的“民族立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的“初步实践”，很满意植物园为之“提供了最好的环境”。之后溥仪调动至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编写和审议清末、北洋政府相关文史资料。
离开北京植物园之后，溥仪仍旧每周回一次植物园“娘家”。据溥仪日记记载，1963年8月15日，“到植物园浇水、擦叶上斑、挪花盆”。当晚植物园老干部胡维鲁和俞德浚主任还给他送去了蚊香。第二天溥仪从植物园返城，没有按惯例让人护送到换乘车站，缺乏生活常识的溥仪不辨东西，还坐错了车，迟至半夜才回到家，把家人、植物园和政协领导都给急坏了。从此他再去植物园劳动，园方和政协都会安排车辆接送，以防再次走失。
溥仪在北京植物园的一年里，很尊重园方的工作人员，并与俞德浚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3年至1967年的溥仪日记里，留有十五处彼此探望的记录。溥仪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殊的人物，他在北京植物园的这段经历可谓空前绝后，1963年他曾经感言：“决定历史前进的是人民，人民的力量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新兴的力量一定代替腐朽的力量。”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新成立的国家植物园里看到“新劳动人民”溥仪留下的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