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如何评价淮南三叛？这三次兵变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三国后期的曹魏，由于司马氏夺权专政，使得掌握军事重镇寿春的统帅先后发生了三次反抗司马氏的兵变，史称“淮南三叛”或“寿春三叛”。这三次分别为王凌之叛(251年四月)、毌丘俭文钦之叛(255年正月)及诸葛诞之叛(257年五月—258年二月)。三次叛乱皆为司马氏所平定。下面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司马氏诛杀曹爽之后，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渐有篡逆之意，这自然引起了亲魏派的不满，而接近东吴的淮南地区，士马强盛，边境多务，也就成了反叛的多发地带，在短短几年内，这里便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叛，其中由诸葛诞发起的最后一次尤为激烈。淮南第三次叛乱是三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司马氏在平定诸葛诞之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过人的谋略。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兵败被杀。至此，支持曹魏皇室的武装力量基本被消灭殆尽。

影响

这三次兵变的失败，使司马氏成功铲除拥护魏帝的势力。此后朝廷上很少有实力派支持魏帝，士大夫纷纷拥护司马氏，司马昭成功走向篡位大道。260年发生甘露之变，曹髦不甘被控制，率臣反抗司马昭，最后被司马昭、贾充及成济所杀。265年，司马昭死后不久，其子司马炎即篡魏称帝，建立西晋，曹魏灭亡。

评价

西晋史学家陈寿将淮南三叛和之后的钟会之乱并提，评价说：“王凌风节格尚，毌丘俭才识拔干，诸葛诞严毅威重，钟会精练策数，咸以显名，致兹荣任，而皆心大志迂，不虑祸难，变如发机，宗族涂地，岂不谬惑邪!”

东晋史学家伏滔在《淮南论》评价淮南三叛中说：“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

唐朝史学家郑樵认为：“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抱屈黄壤。”

宋朝学者王应麟认为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是“节义之臣，齾巨奸之铓”，并评价说：“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毋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

清朝学者姜宸英认为只有毌丘俭是曹魏忠臣，王凌和诸葛诞则是各有私心，评价说：“魏之忠臣，惟毋丘仲恭一人而已。王彦云事迹犹在影响之间。诸葛诞以见疑谋叛，其死宜矣。若果忠于魏室，则不首发俭、钦之谋，坐成司马之势。”

清朝考据学家何焯将三人称作三贤，称赞道：“至于三贤，乃心王室，事连不就，而典午之势益重，诸人之终即国之终也，故次于此焉。”

民国学者卢弼评价说：“当时勤王诸将，惟文钦父子，粗猛武夫，反复无常，彦云、仲恭皆为儒将，懋著功勋，事之成否，岂可概论?公休谋定后动，子上至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倾全国之力，挟两宫以行，用兵十月之久，侭乃克之。公休力竭智穷，而麾下壮士数百人拱手为列，无一降者，田横得士，何以加兹!此皆魏之忠臣义士，承祚合为一传，有微旨焉。君子平情论事，不能以成败相绳，不佞考订事实，不为空论，偶因姜氏之说，特发其凡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