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李诵有哪些特征？他的死因存在哪些争议？
李诵，即唐顺宗，唐德宗李适长子，生母是昭德皇后王氏，在位共186天，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李诵是唐朝作为储君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当了26年的太子。其慈孝宽大，仁而善断，涉猎诸艺，擅长隶书，曾组织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805年正式继位，登基后任用王叔文等人变法，这触犯了宦官和节度使的利益，被迫禅位给皇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次年驾崩，谥号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入葬于丰陵。
总体评价
在唐朝皇帝中，唐顺宗李诵是特征颇为鲜明的一位。
1.位居储君时间最长。顺宗是以长子被立为皇太子，由于父亲德宗在位时间长，他做太子的时间长达25年。
2.无论当皇帝还是太上皇的时间都非常短。顺宗只做了186天皇帝，都没有以皇帝身份过个新年。顺宗在如此短暂的帝王生涯中，还做了太上皇。这不仅是唐朝皇帝中，恐怕也是历代帝王里由皇帝进入太上皇速度最快的了。退位后顺宗做了五个月太上皇就去世了，甚至没有机会享受些清福。
3.“永贞”的年号是在他退位以后才改的。顺宗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四日退位为太上皇，尽管继位的宪宗皇帝是在八月九日才举行册礼，但顺宗八月五日下诰改贞元年号为永贞时的身份已经是太上皇。
4.唐朝皇帝里只有他留下了完整的《顺宗实录》。该书共5卷，作者是一代文豪、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学家韩愈。[4]有人认为作者韩愈和宦官俱文珍等关系密切，因而这一实录中涉及宦官的文字语多回护，但毕竟是留下了有关顺宗及其有关时期情况的第一手记录，弥足珍贵。
5.初次所加谥号字数最多：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太宗初次加的谥号为“文皇帝”，是一字谥，高祖初次加谥号为“大武皇帝”，是二字谥。后来的唐朝皇帝初次加谥号时，经常是四字谥，再后又多五字谥，唐朝末年还有懿宗的谥号“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是七字。初次加谥就有七字，顺宗是第一位。“号者，功之表也”，用来表功明德，可是，这长长的谥号对于在位时间极短的顺宗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
6.宠辱不惊：顺宗在生活的每一环节中，无论是接受了祖父代宗皇帝的才人成为自己的妃子，还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父亲作儿子;无论是身为皇太子时的深藏不露，还是登基后的革除时弊;无论是面对父皇对舒王李谊的偏心，还是儿子对自己的进逼;无论是宦官强求他选立储君，还是逼他退位;无论是位居九五，还是成为太上皇，他都是随遇而安，几乎看不出他曾有过怎样的争强好胜。这才是顺宗一生中最明显也是最擅长的一面。
人物评价
刘昫：顺宗之为太子也，留心艺术，善隶书。德宗工为诗，每赐大臣方镇诗制，必命书之。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必先致拜。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争，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尝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而能传政元良，克昌运祚，贤哉!
欧阳修：昔韩愈言，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然享国日浅，不幸疾病，莫克有为，亦可以悲夫!
王夫之：乃唐顺宗之瘖而无知，宋光宗之制于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于惠帝无几，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
死因争议
唐顺宗的死因，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是病死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这么认为。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史学界经过对正史和笔记小说的研究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顺宗是被暗算的。
卞孝萱先生在其《刘禹锡年谱》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顺宗被杀的观点。他认为顺宗死得太突然，是个历史疑案。此后他在《刘禹锡年谱》、《刘禹锡评传》等书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卞先生认为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的长子，在被立为太子后，德宗还曾想要废掉他，其原因是德宗身边的宦官们想立舒王李谊。贞元元年(785年)，德宗病，想与李诵见一面而不可能。这时的德宗还没有病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却受到了宦官和在身旁侍医药的舒王的阻挠。德宗升天后，宦官们认为“东宫疾恙方甚”，“内中商量，所立未定”。大臣卫次公马上发表自己看法：“皇太子虽有病，但他是嫡长子，内外系心。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立皇太孙广陵王。”其他大臣跟着呼应，宦官们的阴谋就只能作罢。顺宗即位后，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使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遂决定废顺宗、另立皇帝。由于前两次废立未成，舒王李谊不是德宗的亲生儿子，名分不正，遭到反对，这次宦官们选定了李淳。他们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立李淳为太子，改名纯，七月让他主理军国政事，八月四日李纯即位为皇帝，顺宗为太上皇，改元元和。表面上看，立李纯是顺宗的旨意，实际上是宦官逼迫顺宗这样做的。当时起了最大作用的几个宦官是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西门大夫等。
顺宗让位不久，就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旧唐书·刘澭传》记载：永贞元年(805年)十月有个叫罗令则的山人秘密奔赴秦州，“妄构异说，凡数百言，皆废立之事”，自称得了太上皇顺宗的密旨，要求陇西经略使刘澭在德宗下葬日起兵废黜非正常即位的唐宪宗。刘澭把事情捅给长安，罗令则被有关官员鞫得奸状后，宪宗将罗令则一伙全部杖死。罗令则等人想拥立的皇帝从史书记载来看，是舒王李谊。宪宗上台后，李谊实际上成了宪宗和宦官们政治上的赘疣。现今有人拿李谊作号召，兴风作浪，正好被宪宗借机拔掉。这时的太上皇也同样是政治上的赘疣，舒王不明不白死后，太上皇就不能平安无事了。元和元年(806年)春正月癸未，“诏以太上皇旧恙愆和，亲侍药膳”。但至甲申，太上皇就崩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宪宗向全国公布太上皇的病情，这在唐朝历史上罕见的。癸未才公布太上皇病情，甲申就宣告太上皇死了，简直是在演戏一般。有人据此推测太上皇不是死于甲申，而是可能死于癸未。宪宗与宦官们秘丧一日，故意先公布太上皇病情，以此来掩盖太上皇被害的真相。而且太上皇顺宗死于兴庆宫，此宫在长安城东门春明门内侧，但发丧仪式却是在太极宫太极殿举行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易地发丧的。太上皇顺宗被易地发丧，有可能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他不是正月十九死的，而是在前一年十月罗令则事件发生后就已被杀。安排易地发丧，只是为了不叫人们看到其尸体。抢先公布太上皇病情的做法是欲盖弥彰，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们做贼心虚，证明太上皇之死十分可疑。
唐朝有部小说集叫《续玄怪录》(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先祖玄朗讳改名《续幽怪录》)，作者托名李复言，内中有一篇为《辛公平上仙》，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中博收《续玄怪录》中诸篇，而唯独将此篇排斥在外——怕皇帝怀疑诸臣收此篇入《太平广记》是映射宋太祖之崩也。卞孝萱先生考证其作者实为李谅(王汝涛先生反对)，此人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顺宗时为度支巡官、左拾遗，宪宗时被贬为澄城县令，后为彭城令。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撰《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认为篇中所说的“上仙”即被杀的皇帝乃是唐宪宗;然而黄永年先生却认为在这部小说中，李复言用“传奇”表达的是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见其所撰《<辛公平上仙>是讲宪宗抑顺宗》一文)。他得知了顺宗被宦官杀害的真相，作为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他义不容辞地记载了顺宗被害的隐事。《辛公平上仙》的全文如下：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偕赴调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遂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复就寝。深夜，二人饮酒食肉，私曰：“我钦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恶也。”公平高声曰：“有少酒肉，能否相从?”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辩不可及。两人益狎之。酒阑，公平曰：“人皆曰天生万物，唯我最灵。儒书亦谓人为生灵。来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为灵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无非前定，来日必食于礠涧王氏，致饭蔬而多品;宿于新安赵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昼随，而夜可会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
二人及礠涧逆旅，问其姓，曰：“王。”中堂方馔僧，得僧之馀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数，意皆不往，试入一家，问其姓，曰：“赵。”将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顾方笑，而臻适入，执其手曰：“圣人矣!”礼钦甚笃，宵会晨分，期将来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阌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识臻何为者?”曰：“博文多艺，隐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今臻何所以奉白者，来日金天置宴，谋少酒肉奉遣，请华阴相待。”黄昏，臻果乘马引仆，携羊豕各半、酒数斗来，曰：“此人间之物，幸无疑也。”言讫而去。其酒肉，肥浓之极。过于华阴，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神祇尚悔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灞西，见旋风卷尘，逦迤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扑林，转所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焉，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丈余，貌甚伟，揖公平曰：“闻君有广钦之心，诚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谓臻曰：“君既召来，宜尽主人之分。”遂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有紫吏若供顿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请逐近配分。”将军许之，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既入坊，颜氏之先簪裾而来，若迎者，遂入舍。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肴馔馨香，味穷海陆，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阳司授官，皆禀阴命，臻感二君也，检选事，据籍诚当驳放，君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见许矣。”居数日，将军曰：“时限向尽，在于道场万神护跸，无许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请夜宴，宴时腥膻，众神自许，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戍时齐进，入光范门及诸门，门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独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袴，以红为褾，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罽，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颦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五更，上(注意，从此之后出现的皇帝，已只是他的亡灵)御碧玉舆，青衣士六，衣上皆画龙凤，肩舁下殿。将军揖：“介胄之士无拜。”因慰问以人间纷挐，万机劳苦，淫声荡耳，妖色感心，清真之怀得复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见之能无少乱?今已舍离，固亦释然。”将军笑之，逐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抆血捧舆，不忍去者(即擦着血迹，拉着玉辇，不忍其离去。这是一个关键的描写，血迹斑斑，可见皇帝并非正常死亡)。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
出望仙门，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驭已远，不能从容，为臻多谢成君。”牵辔扬鞭，忽不复见。公平叩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来年，公平受扬州江都县簿、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以上为《辛公平上仙》一文的故事梗概，可见这是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一位皇帝的死亡情况，里面的人名皆系假托，如辛公平为心公平，皆有寓意。按《续玄怪录》作者李复言的说法，这个故事是唐宪宗元和初年，他在徐州听辛公平之子说的。之所以记下来，为的是警告像洛西榆林店店主那样目光短浅的势利之辈。这显然是托辞。因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强迫皇帝“上仙”即死亡才是故事的中心。”正常的“上仙”程序，应该是：皇帝病危，无药可治，阴间迎驾使前来迎接。但上面故事中讲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烛火幽暗的深宫夜宴中我们看到：当那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拉着宦官一样的长音喊“时到矣”时，一切都无可挽回：皇帝已被宣判死刑。不管愿不愿意，最后都得“上仙”!在此之前，大将军对皇帝周围的“诸神”表示担心，因为他们保护着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王臻建议在宫中进行一次夜宴，麻痹皇帝周围的“诸神”。保护皇帝的“诸神”，可以被认为是大内侍卫的化身。随后大将军带人手持兵器包围了皇帝进行夜宴的宫殿。当那个怪人捧着金匕首一步步走向皇帝时，最紧张的部分开始了。皇帝在金匕首寒光的照耀下，晕眩地被扶进西阁，门关上了，一片漆黑。西阁内发生了什么?所有最残酷的场面，读者都可以去想象了。故事叙述得不动声色，但那种内在的紧张气氛和压抑感令人毛骨悚然。从小说中描写的情节看，这位皇帝显然是非正常死亡，从而引发了后世研究者的兴趣。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认为此篇小说是“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从篇首“元和末”三字来看，陈先生的观点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指出，在小说末尾有“元和初”的字样，又说明其所叙的皇帝决不会是唐宪宗，而只能是唐顺宗。另外，从“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一句看，也不似指唐宪宗，而应是指唐顺宗。“攀髯”是一典故，是说有龙下迎黄帝，余小臣不得上，乃攀龙髯随去，实指皇帝之死。何以既兵解上仙，却要“更数月”，即过了数个月后“方有攀髯之泣”呢?从顺宗晚年的情况看，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退位为太上皇，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驾崩，正好相隔数月。这期间除了元和元年正月一日，百官赴兴庆宫朝贺，并向太上皇加尊号外，再未见到顺宗活动的任何记载。很可能因此而产生顺宗早在退位后不久即被杀害的传说，而在元和元年正月一日赴兴庆宫朝贺并上尊号只不过是制造出来的烟幕而已，李复言根据此传说遂写下了这篇《辛公平上仙》。因为早在退位为太上皇时、或前一年十月罗令则事件发生后就已被杀害，所以“更数月”，即到元和元年正月十九日才公布死讯。
而宪宗临死时的情况与此情节完全不符，他死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八日，而在这月二十五日，宪宗还在麟德殿召见义成节度使刘悟，与“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的写法不符。
至于《辛公平上仙》篇首所云的“元和末”，黄先生认为只是“贞元末”之误。此书流传至宋代，其“贞元”之“贞”乃宋仁宗赵祯的名讳，照例可改为“正”，“无如书棚本只是不甚严谨的坊刻，何况刻的又是无关紧要的前朝小说，于是转而采取了把‘贞元末’改成‘元和末’的办法，不曾想到会和篇末的‘元和初’发生冲突。这种改‘贞元’为‘元和’的例子在书棚本《续玄(幽)怪录》里并不止一处”。
这个新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大为赞赏，说：“顺宗绝对出于幽崩。宪宗当时受制于群阉，己欲不为商臣，亦不可得。此事公文书内，绝无遗迹可查。李复言之《续幽怪录》成为绝可信赖之孤证。”他认为不管杀顺宗的是谁，其主谋其实就是宪宗，因此他认为顺宗被杀是“永贞逆案”。王汝涛所撰的《宦官杀皇帝的秘录探微——读<辛公平上仙>》的文章中也持此种观点，并且进而认为是宦官杀害了唐顺宗。
吴汝煜不但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认为宪宗和顺宗早就不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之间本来就不融洽的关系，决定了宪宗杀顺宗是有可能的。此外，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的小序中，引用了《义陵记》的“项籍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等。不过是借端托寓，影射顺宗被杀。刘禹锡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在诗的结尾透露了消息：“南合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的《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用《汉书·苏武传》的一个典故：“苏武听说汉武帝死了，南向号哭，呕血，一连数月都是如此。”这里暗指刘禹锡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哭临汉武帝相同。可以这样说，《武陵书怀》是一篇比《续幽怪录》中《辛公平上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顺宗被杀事件的重要史料。刘禹锡是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
上述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张铁夫认为《辛公平上仙》不是王叔文集团的李谅(复言)所撰。他认为《续幽怪录》一书中，编者一会儿自称李生，一会儿又自称是复言。按照古人名卑字尊的传统，称人用字，以示尊崇;称己用名，以示谦卑。自称李生、复言，都是表示谦卑的意思。可见复言是李生的名，而不是他的字。《续幽怪录》的编者李复言，与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是名、字不同的两个人。从编者的本意来看，《辛公平上仙》不是影射顺宗被杀。在《续幽怪录》中，记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神仙道术、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的奇事异闻，其来源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根本不值一谈，编者主要用来宣传善恶报应、安分知命的思想，从而又具有一种惩恶劝善、警戒世人、辅佐教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辛公平上仙》的本意，也是用来箴劝、警戒的，而非比喻和影射。而《武陵书怀》的结尾二韵是：“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意为：心向君王却离京师遥远，对风兴感逐臣的奏书言烦。欲望长安却无灞陵岸可登，早晚只好踏上这平原的高处了。这二韵是一个整体，结合起来看，它表达的是元和大赦之后，刘禹锡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能移京郊为官的迫切心情。根据这首诗得出顺宗被杀的结论，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失误是忽略了该诗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这个基本事实，而将二韵割裂开来，遂望文生义，别出心裁。诗的小序中提到“项籍杀义帝于郴”，义帝影射的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因为义帝之出身、立用、被逐乃至被杀害，与王叔文事类同。更重要的一点是义帝属无罪被杀，王叔文也是无罪被杀。王叔文于刘禹锡有知遇提拔之恩，对他的无罪被杀，刘禹锡自然是极其沉痛和悲愤的。这种心情，表现于诗篇中，便是为王叔文和自己鸣冤叫屈。从“继明悬日月”等来看，顺宗当时还活着，由于刘禹锡在武陵，听到顺宗死的消息应该更晚。既然顺宗当时还活着，将《书怀》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是讲不通的。
持此观点者认为，当时宫廷斗争的结局，不是宪宗杀害了顺宗，而是宪宗和顺宗联合驱逐和杀害了王叔文。改革中，由于王叔文集团竭力阻挠宦官俱文珍立太子的做法，让原本站在王叔文背后的顺宗站到了皇太子这一边。这时的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二王由于反对立太子，顺宗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改革的败端也就出现了。改革的过程中，王叔文张扬威福，独断专行，树植党羽，排斥异己，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顺宗的厌恶和不满，终于命令宪宗“俾远不仁之害”，将其逐出朝廷，置于死地。顺宗是坚定、明确地站在皇太子一边的，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说顺宗被宪宗逼宫，最后被害死，既无客观上的可能，更无主观上的必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顺宗被杀说者将王叔文集团和皇太子集团的斗争误认为是顺宗与宪宗的斗争，是混淆了两件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事实。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有诗文批评顺宗和宪宗，这也从反面说明宪宗和顺宗是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没有隔阂的。
顺宗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得这样突然?如果根据史书上说他是病死的，这多少是会让人产生怀疑的。但如果说他是被杀死的，也有一些事实解释不通。唐顺宗的死因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