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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宋朝人的饮食有多讲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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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食文化很发达,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关。宋代的社会经济基本构造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经济作物与畜牧养殖等行业当时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商品流通与都市经济蓬勃兴盛,《梦梁录·物产》中列出了各种物产的若干种名称,谷类蔬果、禽兽虫鱼,应有尽有。只有充足丰富的饮食物产才能让食文化兴盛起来。同时宋朝的食文化发达,也与南北食文化交融密切相关。中国的任何朝代,京师都是承载各种文化的重地,宋朝南渡后,北人南迁,四方云集,极大的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大交融。北方的饮食风俗与烹饪技术迅速传播到了东南地区。当时杭州城内的餐馆,很多都是汴梁来的人,江南的食文化在政治中心南迁的过程中,加速与北方的交融。

《梦梁录》中有:“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凡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同时,当时的杭州城中还有川、鲁、冀等地的风味菜肴和食品经营,传统的地域风味得以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帝都饮食文化。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感叹昔日东京的繁华盛景,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师,朝廷的达官贵人们豪奢的筵席,虽然在官修史书中表现出合乎礼仪的“喜气”,但是,宋朝的宫廷饮食,挥金如土的奢华,也叫人感叹不已。

宋神宗晚年沉湎于深宫宴饮享乐,经常“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史载,宋仁宗又一次内宴,“十閤分各进馔”,仅蛤蜊一品二十八枚。当时的蛤蜊一枚价值一千,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丰亨豫大”思想的作祟下,在饮食生活上更是追求奢侈豪华,尽情享受,挥霍民脂民膏。据史载,政和二年,宋徽宗在太清楼宴请蔡京等九命大臣,筵席上的山珍海味堆积如山,令人瞠目结舌。

皇帝饮食奢靡,宋代的官僚士大夫在饮食上也多以奢侈为时尚。司马光曾经在《论财利疏》中写道:“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向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舒。”宋真宗时,宰相吕蒙正喜欢吃“鸡舌汤”,每朝必用,以至鸡毛堆积成山。北宋中期,担任宰相多年的吕夷简,家财颇丰,生活非常奢侈。连宫廷难以弄到的名贵食品——淮白糟鱼,他的夫人竟然用筐相送。北宋末年,权臣之家的饮食更是奢华,譬如有名的权相蔡京,“享用侈靡”,他喜欢吃鹌鹑,“每预蓄养之,烹杀过当”,所谓“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

据《东南纪闻》记载,蔡京有一天召集下属开会,会后留下来宴饮,其中单单蟹黄馒头一味,就费钱一千三百余缗,其他还未计算。又曾经在家里请客饮酒,命令库吏“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来”下酒,小吏送了十瓶进来,大家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当时的稀罕名贵食品“黄雀肫”,不禁大为惊异。黄雀是一种小鸟,胃部更小,用其胃部腌制“咸豉”,那么必然有无数黄雀被杀死才能做出这十瓶。此时,蔡京问库吏,“尚有几何?”库吏回答道:“还剩余八十多瓶!”普通官员一瓶尚且难得,蔡京竟有百十来瓶,客人的“惊异”也便容易理解了。

蔡京倒台后,朝廷开始抄家,从他的库房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蔡京为了享用天下美食,家中还配备大批厨师,并且分工细致,连制作包子,切葱丝的都有专人负责。不仅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等等权臣之家的饮食生活,都是如此豪奢。

南迁以后,朝廷中的贵族大臣在饮食生活并未随着北宋政府的倒台有所收敛,反而奢侈之风更甚过去。以秦桧为例,胡铨在《经筵玉音问答》中写道:“太上每次排回内宴,止用得一二十千,桧家一次乃反用数百千”。当时不仅重臣如此,普通官员也纷纷效仿,洪迈在《夷坚志》中写道:“绍兴二十三年,镇江一酒官愚騃成性,无日不会客,饮食极于精腆。同官家虽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诸其家,夸多斗靡,务以豪侈胜人。尝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击碎,更造焉,啖羊肉,惟嚼汁,悉吐其滓,他皆类此。”吃羊肉,竟然只“嚼汁”,其穷奢极欲,少见。

这些人在官场上应酬往来,出手极为阔绰,虽然是一个小官,“相习成风”,只要招待客人,便用名酒名菜堆砌在桌上,每一次宴客,费用都是在二万钱。如果上级光临,那请客都用“大牲”,小则也要“刲羊刺豕”,“折俎充庭”,号称“献茶饭”,以至于要“三跪进酒上食”,直喝的昏天黑地,吃的撑肠拄腹才满心欢喜的结束。

与此相对应的是,宋朝的普通农民的日常饮食却非常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司马光说:“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元祐六年,苏东坡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今秋庐、濠、寿等州皆饥,见今农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麸杂马齿苋煮食。”南宋官员王炎在《双溪集》中写道:“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诚可悯。炎,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尽掘蕨根而食;向在临湘为县,亦是水灾,滨江之民,尽掘大蕨根而食之。”

王炎说的食蕨根,其实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有记载,几千人跑到山上挖蕨根,挖出后,捣碎取粉,用水澄细然后煮食。洪迈感叹,“天之生物,为人世之利至矣!”野菜、树皮、蕨根等物,都不易下咽,必须用水送,这其中又有很多农民因为过量饮用生冷水,而导致肚子膨胀而死。洪迈长兄洪适给朝廷上折子,其中有:“小民艰食,或有携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众强籴而相杀伤者;或有逢县尉而持刃拒抗,致宪司传以为贼,而出兵掩捕者。”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灾区,在京师以及附近地区同样存在。

唐朝灭亡后,坊市制度被打破,都市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宋朝的都市饮食文化在《梦梁录》中多有描述。不过,抛开那些光鲜亮丽的表象,其实贫富不均更趋严重。现在很多人都在赞美中华饮食的多样,所谓“食材”丰富,不过,看看宋代悲惨农民的生活,就明白,这多样性的背后,其实并不光荣,因为,它隐藏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无以为食又无不为食的斑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