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宋朝人的饮食有多讲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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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食文化很发达，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关。宋代的社会经济基本构造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经济作物与畜牧养殖等行业当时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商品流通与都市经济蓬勃兴盛，《梦梁录·物产》中列出了各种物产的若干种名称，谷类蔬果、禽兽虫鱼，应有尽有。只有充足丰富的饮食物产才能让食文化兴盛起来。同时宋朝的食文化发达，也与南北食文化交融密切相关。中国的任何朝代，京师都是承载各种文化的重地，宋朝南渡后，北人南迁，四方云集，极大的促进了饮食文化的大交融。北方的饮食风俗与烹饪技术迅速传播到了东南地区。当时杭州城内的餐馆，很多都是汴梁来的人，江南的食文化在政治中心南迁的过程中，加速与北方的交融。
《梦梁录》中有：“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凡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同时，当时的杭州城中还有川、鲁、冀等地的风味菜肴和食品经营，传统的地域风味得以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帝都饮食文化。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感叹昔日东京的繁华盛景，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师，朝廷的达官贵人们豪奢的筵席，虽然在官修史书中表现出合乎礼仪的“喜气”，但是，宋朝的宫廷饮食，挥金如土的奢华，也叫人感叹不已。
宋神宗晚年沉湎于深宫宴饮享乐，经常“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史载，宋仁宗又一次内宴，“十閤分各进馔”，仅蛤蜊一品二十八枚。当时的蛤蜊一枚价值一千，仁宗“一下箸二十八千”。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丰亨豫大”思想的作祟下，在饮食生活上更是追求奢侈豪华，尽情享受，挥霍民脂民膏。据史载，政和二年，宋徽宗在太清楼宴请蔡京等九命大臣，筵席上的山珍海味堆积如山，令人瞠目结舌。
皇帝饮食奢靡，宋代的官僚士大夫在饮食上也多以奢侈为时尚。司马光曾经在《论财利疏》中写道：“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向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舒。”宋真宗时，宰相吕蒙正喜欢吃“鸡舌汤”，每朝必用，以至鸡毛堆积成山。北宋中期，担任宰相多年的吕夷简，家财颇丰，生活非常奢侈。连宫廷难以弄到的名贵食品——淮白糟鱼，他的夫人竟然用筐相送。北宋末年，权臣之家的饮食更是奢华，譬如有名的权相蔡京，“享用侈靡”，他喜欢吃鹌鹑，“每预蓄养之，烹杀过当”，所谓“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
据《东南纪闻》记载，蔡京有一天召集下属开会，会后留下来宴饮，其中单单蟹黄馒头一味，就费钱一千三百余缗，其他还未计算。又曾经在家里请客饮酒，命令库吏“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来”下酒，小吏送了十瓶进来，大家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当时的稀罕名贵食品“黄雀肫”，不禁大为惊异。黄雀是一种小鸟，胃部更小，用其胃部腌制“咸豉”，那么必然有无数黄雀被杀死才能做出这十瓶。此时，蔡京问库吏，“尚有几何?”库吏回答道：“还剩余八十多瓶!”普通官员一瓶尚且难得，蔡京竟有百十来瓶，客人的“惊异”也便容易理解了。
蔡京倒台后，朝廷开始抄家，从他的库房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蔡京为了享用天下美食，家中还配备大批厨师，并且分工细致，连制作包子，切葱丝的都有专人负责。不仅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等等权臣之家的饮食生活，都是如此豪奢。
南迁以后，朝廷中的贵族大臣在饮食生活并未随着北宋政府的倒台有所收敛，反而奢侈之风更甚过去。以秦桧为例，胡铨在《经筵玉音问答》中写道：“太上每次排回内宴，止用得一二十千，桧家一次乃反用数百千”。当时不仅重臣如此，普通官员也纷纷效仿，洪迈在《夷坚志》中写道：“绍兴二十三年，镇江一酒官愚騃成性，无日不会客，饮食极于精腆。同官家虽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诸其家，夸多斗靡，务以豪侈胜人。尝令匠者造十卓，嫌漆色小不佳，持斧击碎，更造焉，啖羊肉，惟嚼汁，悉吐其滓，他皆类此。”吃羊肉，竟然只“嚼汁”，其穷奢极欲，少见。
这些人在官场上应酬往来，出手极为阔绰，虽然是一个小官，“相习成风”，只要招待客人，便用名酒名菜堆砌在桌上，每一次宴客，费用都是在二万钱。如果上级光临，那请客都用“大牲”，小则也要“刲羊刺豕”，“折俎充庭”，号称“献茶饭”，以至于要“三跪进酒上食”，直喝的昏天黑地，吃的撑肠拄腹才满心欢喜的结束。
与此相对应的是，宋朝的普通农民的日常饮食却非常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司马光说：“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元祐六年，苏东坡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今秋庐、濠、寿等州皆饥，见今农民已食榆皮及用糠麸杂马齿苋煮食。”南宋官员王炎在《双溪集》中写道：“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诚可悯。炎，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尽掘蕨根而食;向在临湘为县，亦是水灾，滨江之民，尽掘大蕨根而食之。”
王炎说的食蕨根，其实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有记载，几千人跑到山上挖蕨根，挖出后，捣碎取粉，用水澄细然后煮食。洪迈感叹，“天之生物，为人世之利至矣!”野菜、树皮、蕨根等物，都不易下咽，必须用水送，这其中又有很多农民因为过量饮用生冷水，而导致肚子膨胀而死。洪迈长兄洪适给朝廷上折子，其中有：“小民艰食，或有携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众强籴而相杀伤者;或有逢县尉而持刃拒抗，致宪司传以为贼，而出兵掩捕者。”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灾区，在京师以及附近地区同样存在。
唐朝灭亡后，坊市制度被打破，都市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宋朝的都市饮食文化在《梦梁录》中多有描述。不过，抛开那些光鲜亮丽的表象，其实贫富不均更趋严重。现在很多人都在赞美中华饮食的多样，所谓“食材”丰富，不过，看看宋代悲惨农民的生活，就明白，这多样性的背后，其实并不光荣，因为，它隐藏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无以为食又无不为食的斑斑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