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清官吃了别人贿赂的肉，竟当场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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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宗是明朝有名的清官，一生历经天顺、成化、弘治三朝，官至左佥都御史。这个人的廉洁程度让现代的一些官员看来不止不近人情乃至还有些迂腐。
他在嘉兴当官时，有个养马的士卒送了他们家一只煮熟的猪头，杨继宗的夫人接受了。杨继宗不知情，回到家里吃完后，随口问夫人熟猪头从何处买来的，杨夫人就告诉他，这是别人送的。杨继宗听后极为后悔，立即敲鼓集合属下官吏，告诉他们：“我未能严格管理家庭，使得妻子接受贿赂，致使陷身于不义。”因而吞服皂荚丸，吐出了吃下的肉，当天就将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回老家。
对于这种事情，很多人不理解，不就一个猪头嘛，何必如此劳师动众，要求严格。同样是明朝的清官胡寿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这件事做了一个解释。他在信阳、获鹿、新繁当官的过程中，都不曾携带妻子儿女。有人说“你的名声确实因此好了，但是你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胡寿安笑着说：“这是庸人之见，我怎么会不考虑糟糠之妻不可弃的道理呢。我们一辈子读圣贤书，学习做官治民的方法，哪个不是想磨炼名节，以坚持操守为己任。然而等到步入仕途，周围到处都是因耳目玩好声色之物来败坏自身与家庭的例子。何况妇人孩子之辈，他们的内心就像流水一样不稳定，如果有人用金珠锦绣来蛊惑她们的内心，她们必定会瞒着我去索取贿物，假如这些事情侥幸没有被暴露，等我离任后，必定会有人笑骂我，“姓胡的表面装着廉洁，其实内心实在贪婪。”考虑到这些，所以不想让妻子儿女拖累自己。
人的情绪和意见以至于行为构成了社会运动的发生器，它时刻在预报社会的进程或危险，百姓在想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它都决定这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哪次不是因为高高在上的帝王官吏忽视了民意!做官最重要的莫过于廉洁和勤勉，杨继宗与胡寿安的行为小处是保持名节，大处则避免国家出现危险。贪财贿赂无异于强盗，可它带来害却远超强盗对于国家带来的危害。这些几百年前明朝的官吏的行为可能在现代人们一些人眼中觉得有些迂腐，但是，它却是收拾民心治理天下最厉害的武器。
唐朝末年文学家皮日休曾经说过，“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不过，自古之取天下是不是靠着“民心”，还真不好说，虽然历史上很多儒家学者撰写史籍时都对尧舜的上古时代赞美有加，但是看看《竹书纪年》，或者再往前推炎黄大战，就不能不让人疑惑，在轰轰烈烈的厮杀中，怎么就正好生出那么一段尧舜相谦相让的最美时光?!但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取得天下，必须依靠“民心”的支持才能维持帝国的统治，却是不容置疑的。
与皮日休齐名，被世人称之为“皮陆”的陆龟蒙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讲述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后，将纣王抓起来，砍掉头颅，悬挂在起来示众。有一个人就跑到下面哭泣，主事儿的官员就责问他，这个人说：“我是个铁匠的孙子，几十年来，两次更换冶炼熔铁的磨具，到现在又开始更换了。我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职业谋生，所以哭泣。我的祖父当初铸造农具，每年农事开始，都会卖出很多。当时，殷商的赋税非常繁重，手握农具的农民却连一锄头的土都不敢翻。我的父亲没办法，只好改农具为工器。这个时候正好碰到纣王大造宫殿，工器的销量甚至超过农器的一倍。后来，老百姓民力凋敝，朝廷财力耗尽，宫殿建筑只得停止施工。我为了活命，只好改造兵器，正好赶上各路诸侯讨伐殷纣王，军队摆开阵仗和诸侯对战，我造的兵器销售量甚至比我父亲造的工器还增加了一倍有余。现在周朝用斧钺砍掉了这个众叛亲离的独夫，四海之内开始稳定，我的职业一定会受到损害，我的末日不远了。
周武王听到这些话，十分惊惧，于是藏起兵器，鼓励农业生产，铁匠家的孙子又开始了恢复祖上的旧业。
这则寓言讲出一个朝代兴盛与灭亡的过程。周武王刚刚立国，看在眼里的是商纣王暴虐的统治，以及商周战争导致的人民流离失所、苦难重重的现状。当听到一个普通铁匠从自己职业角度阐述的国家兴亡的道理，怎能不惊惧。如果周武王不想变成商纣王结局，不想重蹈其覆辙，那么收拾治下的民心，比滥用民命对一个政权来说更为重要。
但是，民心的养成，并非靠着强大武力威慑不许批评所成就的。程颐说过“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上，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当浅陋俗鄙的人们认为顺从就是爱皇帝，卑躬屈膝就是尊重朝廷，那么“大患”就开始成为现实了。
《六韬》中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晚唐罗隐曾经说，“治理天下的人，经常提起尧舜，说起王位继承人，一定会回避丹朱、商均。天下人都知道丹朱、商均的不肖，却不知道丹朱、商均所以成为不肖之子，原因不在丹朱、商均他们自己，而是尧舜故意将他们二人放在不肖之子的地位上。为什么这样呢?那是因为尧舜要使国家变成公众的国家，所以，先以不肖之名废黜丹朱、商均，然后使大家不只把自己的家庭为家，不只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儿子”。罗隐这篇为圣人不肖子翻案的文章，对家天下和世袭特权提出批评，即使现在读来也是颇教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