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青楼真的大多都开在考场对面吗？
古代的青楼真的大多都开在考场对面吗?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接着往下看吧~
青楼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用青漆粉饰之楼。它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太平御览》、《晋书》和魏晋南北朝的许多诗文中都是这样使用青楼的。但由于华丽的屋宇与艳丽奢华的生活有关，不知不觉间，青楼的意思发生了偏指，开始与娼妓发生关联。唐代以后，偏指之意后来居上，青楼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与平康、北里、行院、章台等词相比，不过多了一点形象感，多了一丝风雅气息而已。
为什么会有青楼这种东西出现?说穿了，这是男人世界的产物，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的社会事实。关于青楼妓女的起源，古今中外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姑且放到下一篇里去分析。
青楼莺声为谁啼?妓院开在考场对门反映了生意人的精明
任何产品的成功推广，都要试销对路。古代的青楼，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的银子与诗稿，是青楼大院最好的两样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对其热情高涨;而对青楼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历史悠久的江南贡院为最，经历朝历代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相当于3个北京的故宫大，成为明、清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800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的。
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唐代士子高中进士后，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在当时是一件雅事。即使科考失意，士子们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古代士子力捧青楼三大原因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3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3天地狱，至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干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难乎为“妓”——以充文用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
《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轫(左边为牛)里干(门中干字)。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