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与张居正的改革有哪些关系呢？
众所周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标志着大明王朝的终结。也许很多人认为，明朝的覆灭是因为东北女真部落的崛起与内部闯王李自成的高歌猛进，或是灭于阉党与东林党的内部党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但是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发现明朝的资源分配出现严重失衡，与封建政权理应的经济制度完全相悖。这一切都出自曾经在明朝呼风唤雨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
他的税制改革成为明朝覆灭的根本原因，虽然我们对张居正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他的思想过于超前，导致封建发展无法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税制改革注定了明朝的灭亡?
1.从“三十税一”到“定额上缴”
根据《明史》记载，在明太祖朱元璋创立明朝时，打破了元朝按血统划分的阶级制度，汉人从此“翻身农奴把歌唱”。在明朝建国初期，户部对大明进行最全面的一次人口普查，为每户分出“良田十五亩”的最低种田面积。这让当时的老百姓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自在地耕种。
而作为封建王朝的基础，农业税占了朝廷税收的70%至80%。可以说得农业税者得天下，这是朝廷国库丰盈的根基。在朱元璋时期，他定下了“三十税一”的基本税收政策，也就是说，农民只需要缴纳产量的三十分之一就可以完成今年的纳税任务。
这套税收政策并没有对封建统治的税收做出过大的改革，因为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以当年粮食的产量作为基数按比例上缴。而上缴税额从秦朝的九分之一下降到明朝的三十分之一，说不上政策革新，但是百姓也越来越幸福了，符合封建政权“仁政”的基础标准。
但是这种税收也有缺点，农民也拥有避税的要领。首先是由于根据每年的亩产进行纳税，那么每年的亩产总量就拥有做手脚的空间。
到明朝嘉靖年间，县级政府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帮农民与地主避税的体系，只要地主与农民对地方税收官员“上点态度”，县衙就可以向朝廷虚报当地的粮食产量，因此即使这套税收体系在明朝建国之初是合理的。
到了明朝中后期也会有人学会钻法律空子，根据规矩合理避税。这也直接导致朝廷税收一年比一年少，皇帝一问原因就是今年粮食减产，一年不如一年，这让朝廷很是头疼。
其次，由于农民上缴的是粮食，所以税收都是以石为计量单位，上交给朝廷的也是粮食，这也极其不方便运输，遇到路上有极端天气可能会造成损耗。由于运粮车翻车与否全靠地方说的算，所以避税方法又多了一条“运输损耗”。
本来我们想上缴这么多税，但是中途翻车了，此乃天意，皇帝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到万历年间翻车事故越来越多，至于是真翻车还是假翻车，就谁都不知道了。
然而改革就像改造一台庞大的机器，牵一发而动全身，内阁首辅张居正却有这个胆量动一动税收这个国之根本。张居正其实对传统的税收政策分析的很透彻，早年的地方县衙学习经历让他非常了解地方五花八门的避税手段。
如果再按照之前的税收制度，那国库就会越来越少。于是张居正的税制改革将每年的比例税收改为定额上缴。首先政府需要统计当年全国有多少能耕种的田地，再制定一个朝廷税收预期，用税收预期除以总田数，就可以得出当年每亩田需要缴纳的税额，最后将粮食按照市价转换成等量的白银，上缴给朝廷。
这样的好处就是掌握上税多少的权利不再地方手里，朝廷会先给地方一个今年的KPI，拿不出来就是你的问题，这也保障了朝廷每年都能拿到预期的税收，而且都是真金白银，十分方便。从额度上来看，每块田的上税额度差不多也就是总产量的2%到5%，和之前的“三十税一”差不了多少。然而就是这个看似完美的税收制度为今后酿成大祸。
2.地主阶级，土地兼并的永动机
在封建社会，每个新王朝的开始都是将田地分在农民手中，然而经过自然灾害或者官场腐败，一些有想法的农民就会用钱把别人的地买走，最后形成拥有庞大土地数量的地主阶级。地主会将买下来的土地重新租给卖地的农民，最后大量农民成为佃户。而租金也十分可怕，占当年收成的70%左右，非常不讲道理。
有意思的是，“地主阶级”这个称号是近代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形成的阶级标志，在明朝皇帝眼里，不论是农民还是地主还是佃户，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罢了。
所以皇帝对地主没什么概念，反而认为地主越多越好，毕竟田给谁都是种，只要最后给朝廷的税不缺斤少两，谁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其实无所谓。更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按道理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税收路上人越少越好管理，所以皇帝意识不到地主多的严重性。
《荀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
这些地主在粮食得到保障的时候，就会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虽然古代科举制度给了寒门子弟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但不可否认的是，能让一个男丁在家中安安稳稳读书实在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所以明朝的科举中能够成为举人的，至少都是当地的大地主。按过去的宗法，地主也不过是务农的人，能变农为官，属于是祖上极大德了。因此地主的第二形态就是开始步入仕途，年轻的学子们也在往上爬，试图改变阶级命运。
然而明朝对于官员的税收有些过分，按现在的逻辑，谁有钱就应该让谁上缴更多的税，但明朝却恰恰相反，中了举人就可以免除他家的大量税额。
这就撼动了张居正税改的根基。考上举人的一般都是大地主，皇帝又爱才把地主的税给免了，这一下子就免除了大面积田地的税收，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
即使大地主家的孩子不争气，考不上功名，地主们也有办法进行避税。按照明朝中期地主阶级的发展，避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和地方官员相互勾结，用权利增长其他农民的田地税收额度，反正按照张首辅定下的规矩，每年我们县只要完成业绩就可以，谁交都无所谓。
于是农民的税收额度连年增加，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达到了30%，是原先的十倍左右。另一种办法就是直接对佃户和农民进行剥削，通过各种理由克扣佃户的工钱，并用各种手段对农民的土地实施兼并，所产生的利润就可以轻松上税。
当然只有良心的地主才会用其中一种手法避税，大多数地主都是贪婪的，两种方法左右开工，这就让明朝的农民越来越活的不像人样。
农民的惨遭压迫让每个家庭的现金流很是吃紧，本来农业就是靠天吃饭的，今年收成好，被地主剥削得只能勉强糊口，留不下余粮。遇到灾年，那就直接破产，除了给政府纳的税自己吃的都不够。
所以为了换取白银，农民们经常迫不得已贱卖自己的粮食。于是明朝的粮价出现了现代经济学也解释不清楚的奇怪现象。按理说价格和供求关系相对应，粮食越多越便宜。可是由于地主的压迫，粮食价格反而越少越便宜，粮价下跌让农民手中的钱越来越少。
可别忘了，张居正的税改为了让税收方便，把白银作为上税的唯一标准，这可就要了农民的亲命了。不论怎么努力，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惨，越惨就越要卖地糊口，地主地越多农民上的税就越多，税上的越多就越惨，就产生了恶性循环。
3.粮食减产就造反，内忧外患大船翻
起初的农民虽然开始被地主阶级剥削，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地主在完成土地兼并后，就开始越来越需要佃户，然而佃户的需求量是有限的，太多了地主也养不起。
于是没有地的农民大部分就会被地主赶出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也就沦落为流民。流民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也没有工作可以干，于是只能起义造反。
农民起义被很多历史学家当成王朝覆灭的标志，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但是农民起义的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整个封建王朝，他们造反的核心是为了吃得上饭，有地种。
如果按照上帝视角来看，只要明朝政府把田地从地主手里抢回来分给农民就可以免除灾祸，但是朝廷也想抄地主地家，可惜的是到明朝末年，地主早已和地方官员成为利益共同体，朝廷的一纸文书到地方那里就是一堆废纸。地方官员象征性的去地主家中要税，得到的一直是“哭穷”的回应。
与此同时，女真部落也在多年后得到了统一，根据《清史稿》中记载，在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即位，将女真改为满洲。自己的政权改为大清。
满洲的统一让皇太极拥有极其强大的军队，明朝末年，皇太极率领部队经常去河北和胶州半岛实施抢劫。而明朝的军队实际上是由阉党和东林党轮流把控。天启和崇祯皇帝对值得依赖的党派不同，在辽东防御的主将最后落到东林党手中。
读过兵法的都知道，临阵换帅实乃大忌，但是明朝的党争就是这个情况，根据辽东防守部队的预算，每年只需要200万两白银就可以足够守军一年的全部开支，这对当初对朝廷却成为了天文数字。
如果说钱去哪里了，那可能都在朝野官员兜里，但是贪归贪，地方税收也开始越来越奇怪。地方的额度是固定的，辽东战事没有进展，只能连年增加定收额度，而大地主不交税，加上灾年和大批的流民远走他乡。
真正情况是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土地在承担全国的税收，这就非常可怕了，农民的税收达到了70%，种的粮食几乎全给了朝廷，所以除了流民。农民也要造反。
在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陕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明朝正处于地球的小冰河期，气温非常低，而陕西地区正好是400毫米降水线的边缘地带，小冰河期来临时就会让陕西的土地连年干旱，所以在诸多农民起义中，陕西的起义最为严重，当地县令被斩首示众，地主阶级四散而逃。
这一切的内乱换做朝廷的一句话——镇压。本来打倒地主就没事了，朝廷军的镇压让农民军不能放下刀剑拿起锄头，只能继续和明朝政府对着干。阶级矛盾逐渐变成国家矛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4.忆当年洪武神勇，怎奈何崇祯没落
李自成打入北京后，开始对北京的大小家族展开全面的抄家活动。共计抄出了7000万两白银。如果崇祯能把身边的北京官都抄一下，就能补充辽东军费将近30年，这也是明朝末年的一大悲剧。
虽然张居正为明朝鞠躬尽瘁，但不得不说张居正的税改实在是过于前卫。新税制虽然解决了传统税收的诸多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无非是饮鸩止渴。新税制的根本缺点有两个，第一层是没有看清地主与农民是两个阶级，如果让地主多缴税，农民适当减税，直到明朝末年也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地主土地兼并。
但这也是封建王朝的局限性，地主阶级的丑恶是看不出来的。第二层是货币纳税，这对于古代来说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百姓没有将商品兑换成货币 公平渠道，只能按照地方的短期供需进行决策，这样虽然方便了朝廷，却苦了广大农民。也许封建制度早晚要因为税而亡，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张居正只不过是加快了封建王朝覆灭的时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