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国时期书法家钟繇的生平经历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钟繇的书法有多强?下面知秀网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 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 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官，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 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六帖”指《墓田丙台》、《昨疏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 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 《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 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