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为何要编写《五经正义》？科举缺少标准教科书

贞观十六年(642)，唐代孔颖达等人奉敕编写完成《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下面知秀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五经正义》系经学义疏的结集，偏重南学。其中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孔颖达等奉命主持编定，前后历时30余年，参与者约50余位著名学者。其中《周易》用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为梅赜本汉孔安国传;《诗经》用汉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晋杜预注。

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事必以仲尼为宗”，试图“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汉末以来，长期变乱，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错，且师说多门，章句杂乱，为适应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政治统一的需要，《五经正义》应时而出，以求结束儒学内部宗派的纷争，为古代经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五经正义》现存《十三经注疏》中，流传版本以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为佳。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编成。后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正义》所说，否则就被视为异端邪说。

《五经正义》中含有哲学思想的着作是《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前书宣扬“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后书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影响颇大。唐朝初年学者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其中所谓“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经典，这跟汉代的“五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汉代“五经”之《礼》，指的是《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左传》。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

《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的着作。

孔颖达在隋唐之际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有着浓重的传统色彩，也有某些学术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独到之处。孔颖达概述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基本内容，并论述了学习它们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仍是儒家的经典。

在隋唐儒学恢复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是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关键人物，不仅将一生都献给了儒家经学的教育事业，还对传统儒学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单纯从学术的独创性看，他没有很多超越前人、独树一帜的成果，但就儒学复兴统一和发展的历史来看，其功绩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五经正义》，在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只是在被定为官方统一教材后，变成经院式教条，很快失去其价值和生命力。这是《五经正义》这一代学术宏篇巨制的悲剧，也是孔颖达等封建时代学者和教育家的悲剧。从兼容众家的思想库到后来成为禁锢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限制了唐以后儒家学术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这当然并非孔颖达本人的初衷，是历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