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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杀人狂魔”称号的忽必烈,为何又会“宽刑慎罚”?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一统蒙古诸部,建立起了一个西起欧洲多瑙河,东至日本海,南抵中南半岛,北达西伯利亚的庞大的蒙古帝国。此后,蒙古帝国奋三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清六合,一统寰宇,忽必烈亦于1271年登基即皇帝位,国号“大元”,是为元世祖。那么忽必烈在位时对刑罚有哪些规定?连朱元璋都感叹:你的仁慈毁灭了元朝。感兴趣的读者和知秀网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忽必烈的登基有一定偶然性。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发兵4万,号曰十万,大举猛攻钓鱼城,守将王坚誓死抵抗,急火攻心的蒙哥前线督战,被炮矢所伤,折戟于钓鱼城下。

由于蒙哥大汗突然命丧钓鱼城,临终前也未来得及指定继承人。蒙古帝国内部很快分裂成了以忽必烈为首的“南派”和阿里不哥为首的“北派”。

两派之间为了争夺蒙古帝国最高统治权打得不可开交,经过长达四年的内战,最终,忽必烈凭借着“南派”汉人的支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夺取了蒙古大汗的宝座。

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取得对阿里不哥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人集团的出谋划策。而他能得到汉人集团的鼎力支持,与他重视中原文化、悉心学习儒家治国经典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早在忽必烈还只是藩王的时候,他就已经与刘秉忠、姚枢、赵璧、张德辉、元好问等汉族名士交游论道,因此,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忽必烈,不断重用汉族士人,悉心听取汉族名士的指点高论,并组建起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核心智囊团队。

汉化程度较高的忽必烈深刻意识到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因此,在他做藩王时,始终秉持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理念。

蒙古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长兄蒙哥登基为蒙古国大汗之位,是为元宪宗。

忽必烈因为在蒙哥的同母兄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

1252年,也就是蒙哥继承汗位的第二年,忽必烈就开始以燕京为大本营经营漠南汉地。

当时蒙哥大汗任命牙鲁瓦赤与不只儿为赋税官,总览天下赋税,牙鲁瓦赤和不只儿上任的第一天为了催缴赋税,采用极端血腥残酷的手段1天之内连杀了28人。

史载:“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元史》)

在这被杀害的28人中,其中就有一个人原本只是因为盗窃马匹,被赋税官施以杖刑后释放了。就在这个人走了没多远,恰巧有人给赋税官不只儿进献了一把质地上乘的“环首刀”。

冷血残暴的赋税官不只儿为了测试下环首刀的锋利,于是命人将处以杖刑的犯人再度抓回,然后手起刀落砍下了犯人的首级。

当忽必烈得知赋税官不只儿为了试刀而草菅人命时,恼怒之下于是严厉斥责了他道:

“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元史》)

忽必烈的意思就责备赋税官不只儿用刑太重、草菅人命,毫无悲天悯人的向善之心。赋税官遭到忽必烈的一顿痛批后低下头来“错愕不能对”。

可以说,这是蒙古汗国的重臣因滥杀而遭忽必烈责备的先例,也是蒙古汗国建国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要知道,纵横天下的蒙古大军向来以凶残著称于世。根据一项资料统计,中国人口在蒙古大军进入中原前大约有1亿2千万,到蒙元一统中国后,华夏大地上的人口不足6000万人。

而忽必烈本人虽然汉化程度较高,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洗礼,但骨子里的残酷冷血从来就没有消退过。

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开创元朝后,虽然在南下灭宋的过程中屠城情况有所收敛,但是原南宋嘉定十一年的1360万户,到南宋被灭时,仅剩下930万户了,每户按照5口人来计算,南宋大约有2400万人死于忽必烈的屠刀之下。

然而,有着“杀人狂魔”称号的忽必烈,居然会因赋税官1天内连杀28人,对其大加斥责,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不过,客观来看,如果打天下血流成河在所难免的话,那么,治天下可就不能凭借蛮力了。基于“马上打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思路,加之忽必烈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因此,忽必烈“宽刑慎罚”的思想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提出“宽刑慎罚”思想的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开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

并再三强调:“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元朝在忽必烈“宽刑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一系列惩处犯罪较为宽松的刑法。这种刑法宽松到了什么程度呢?

根据《元史·刑法志》记载,元朝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种,但实际上,死刑在元朝是很少执行,因为执行死刑一旦出现问题,官员是要承担非常重的连带责任。

因此,罪大恶极的犯人往往都只是被处以流放,极少判处死刑,元世祖中统二年,根据《元史》的记载:“是岁,天下户一百四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断死罪四十六人。”

也就是说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整个大元王朝的总户数有1418499户,每户按5口人来计算,元中统二年大约有7092495万人,而在这700多万人中,真正执行死刑的却仅仅只有46个人。

另在《草木子·卷三》中,元世祖忽必烈更是说:“有罪笞五十者,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减成四十七笞。”

原本前朝历代的重刑罚鞭笞五十,到了忽必烈的手中变成了鞭笞四十七下的重罪轻罚了。

因此,元朝的刑罚正是在忽必烈“宽刑慎罚”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只有“笞、杖、徒、流、死”的五种刑罚,大凡犯罪之人往往都会从轻发落。

朱元璋由此不免感慨万千地说道:“元以宽失天下,不足法也”(《明太祖实录》),在朱元璋看来,元朝灭亡不是对老百姓太苛刻了,而是对黎民的管理过于宽纵了,刑罚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而这一切表面上看似是整个大元王朝遗留下来的问题,实则是忽必烈施行“宽仁慎罚”仁慈思想治理国家留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朱元璋的一席话,也将元朝灭亡的矛头准确的指向了“仁慈”的忽必烈,否则,“胡虏无百年国运”焉从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