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莫逆之交：蔡邕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蔡邕，字伯喈。看过《琵琶记》的人对蔡伯喈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戏中他是一个不得已抛弃妻子父母、性格懦弱的读书人。其实在《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已有非常大的转变，《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蔡伯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形象，到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伯喈变成了富贵易妻，甚至骑马践踏贞女的忘恩负义之人，直至《琵琶记》才稍有缓和。
那历史上的蔡邕到底是怎样的人?他在民间的形象为什么转变如此之大?明代有人曾评价蔡邕没有德行，实际上蔡邕无论是在学术思想、家人父母还是国家大事上，都是值得称道的。知秀网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不恋官场，德行如一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社会异常黑暗，在无数人追名逐利的动荡风云中，蔡邕清醒地认识到仕途之危，认为做官是置自身于危险囹圄中，安于清贫的生活。《后汉书·蔡邕传》中提到蔡邕最大的愿望是完成汉史的撰述，他希望在古文典籍中驰骋遨游，在仁义的渊薮中休憩，在周礼、孔学的庭堂庙宇中盘旋，与儒学墨家之说交游往来。
少年时的蔡邕学识已十分渊博，朝中大臣听说他鼓琴优秀，告诉桓帝，蔡邕无奈上路，行至偃师时假称自己生病，返回家中;后又辞去州郡的征召让给同乡申屠蟠;接着被董卓征召，又假病欲辞，董卓用蔡邕宗族性命威胁，他才不得已听董卓之命前往任职。只有士桥玄请他时才欣然前往，只因钦佩士桥玄的为人，愿为知己者效命。这与当时汲汲营营于富贵功名的庸俗文人迥然不同。
在如此黑暗不堪的浑浊世俗中，蔡邕却能保持不为淤泥所染的本心，官为知己者作，这是十分难得的。后来民间故事将他塑造成贪功图名、忘恩负义或是惧丞相威胁而不敢辞官的形象，与他本人可说是大相径庭，试问一个敢称病辞皇帝征召的人怎么会害怕丞相呢?民间对他这些偏见多源于伯喈重恩感于董卓，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成为人们斥责的对象，渐而发展，愈演愈烈，就成了抛弃妻子、忘恩负义之人。
对于汉末黑暗不堪、混乱至极的政局，蔡邕认为根源在宦官揽政，因此他非常憎恶宦官集团。他的《述行赋》中，“梁冀刚被杀死，徐璜、左悺等五侯就占据了他的住所，后又在洛阳城西边修建宫苑。被强迫参与修建的百姓很多，他们劳累过度，饿冻而死的不计其数。白马县的县令李云上书劝谏反被诛杀，大鸿胪陈蕃为了营救李云也被朝廷治罪。徐璜把我会弹琴的时上报朝廷，皇帝便让我进京为官。我走到偃师因病不能前行，心里对这件事实在愤愤不平，于是写下这篇赋。”
徐璜、左悺等五个人是当时很受皇帝宠幸的五个宦官，他们同日而封，因权势巨大被世人称为“五侯”。其中徐璜恃宠骄横，虐害百姓，无恶不作，非常残暴。当时的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横行无道，要是有和他意见不合，就用毒将人杀害，人们都很害怕。皇帝想诛杀他却又不敢，梁皇后去世后与徐璜等人合谋诛杀梁冀，从此徐璜等人即权势愈大，地位更高。
面对污浊不堪的政局，蔡邕不愿与他们为伍，写下这篇《述行赋》，表现出对当时宦官当政、大兴土木的不满，更不愿屈于权势为宦官效劳。嘉平六年，灵帝下诏使群臣共谈治理国家的方法，蔡邕直谏“妇人干政、小人在位”，希望改变宦官外戚在朝堂上如日中天的境况。
后来徐璜因此诬告蔡邕，致使他被放逐北方，临行之时宦官王甫的弟弟王智慕名而来为他送行，蔡邕并不回礼飘然拂袖而去。在极重仪礼的古代，如若不是憎恶至极，如蔡邕一般喜周礼孔墨的文人不会不顾一点礼法，可见他对宦官集团绝不妥协的态度。虽然蔡邕没有被当作党人受到禁锢，但他和陈蕃、李膺同样，在对待宦官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对受到迫害的党人无限同情。
感激董卓，忠于汉室
明代人对蔡邕的评议还有说他背弃汉朝依附董卓，是董卓心腹，不是纯正的忠臣，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对蔡邕这种类型的评价影响范围也很广，后来戏曲传奇中他逐渐变为忘恩负义之人与人们对他非“纯臣”的评价关系很大。百姓民众对他为董卓做事非常不满，就在流传中逐步丑化蔡伯喈的形象，越来越夸张。
民间的言论越传越离谱无论古今都时有发生。《吕氏春秋·穿井得人》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有户姓丁的人家，家里庭院没有井，于是他常常出门打水，等自家院子打好井后，他打完水说：“我打完井就像得到一个人一样。”被外人听到后互相转告，后来的版本变成“丁家人打井，挖出来一个人!”不久这件事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赶快派人前去询问丁家人说：“我是说自家打完井就像多了一个劳力一样，不是真的挖到了人啊!”
《吕氏春秋》这则故事充分说明谣言传播的可怕，人们在传播言论是往往会加入主观色彩，有时为了更夸张、为了吸引人常会往夸张地方向说，宋人打井、蔡伯喈忘恩负义皆是如此。人们只管自己说的爽快却不顾事实如何，也不论这些不实言论会对当事者造成多大影响，蔡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受到世人责骂。
蔡邕确实曾与董卓共事，但他并非自愿就职，只是对董卓灭宦官集团、厚遇自己存感激之心，从他受皇帝等人征召皆不从却愿为知己者做官就可以看出蔡邕非常重情，他对董卓也是如此，无关汉室。蔡邕备受宦官迫害，对这些人痛恨至极，董卓进军洛阳灭宦官，这与蔡邕的政治愿望相符，后来又让蔡邕身居高位，待遇极优，以蔡邕为人，怎么可能对董卓毫无感情呢?
董卓初入洛阳之时，为当时遭受迫害的党人平反，又任用一大批名士，很得人心，后废少帝立献帝虽为的是独揽朝权，但在立献帝这件事上董卓可称功臣，不仅朝臣，即使出走的曹操、袁绍都承认了这个事实，对汉献帝俯首称臣。蔡邕也认为立献帝是功劳，不仅可以解除国家危难，还能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原本的皇帝是造成国家腐朽的原因，并且认为董卓可以担任宰相。
可见立献帝符合蔡邕对汉朝荣兴的期望，他赞同的不是董卓，而是董卓的行为，认为这对汉室复兴有益，所以他心里最重的仍是匡扶汉室，只是觉得董卓能够担当大任。蔡邕是董卓的故吏，故吏与举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果背离也会遭到唾弃，蔡邕在董卓被诛后流露出伤感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之事。
但蔡邕对董卓并非死心塌地，一开始就是受董卓所迫勉强就职，对董卓的第一印象必然极差。后来蔡邕希望董卓能听规劝匡扶汉室，但董卓的刚愎自用又令他大失所望，曾意图离开长安，只是最终在从者劝说下没有成功。同时蔡邕也并非董卓心腹，据《后汉书》记载，董卓当时采取的是名士在朝廷官居显职，心腹则掌握军队，这也是董卓收买人心的方式，所以蔡邕的重要性还没有到心腹的地步。
董卓被诛后，因蔡邕露出伤感神情被王允加上叛逆谋乱的罪名，却没有说出蔡邕具体罪名。王允与蔡邕曾经关系也很亲密，所以诛杀蔡邕，王允很可能有别的考虑，而不是所谓的反叛。总而言之，蔡邕对董卓对他厚待又感激之情，也期望他能匡扶汉室，因此才与董卓一处，他与董卓最多是故吏与举主，他对董卓不是死心塌地，董卓也没有把蔡邕当作心腹。
蔡邕在民间形象变化的原因
首先是民间百姓对“负心书生”的痛恨。南戏中家庭婚姻是主要题材，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常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家庭中是核心力量，批判男性飞黄腾达后抛妻弃子、忘恩负义就成为南戏的重要看点，“负心书生”又很接近百姓生活，于是成为民众的鞭笞对象，表达了平民百姓希望家庭和谐的愿望。
其次是谣言的传播。前文提到，人们常将自己的主观意向加入到对人事的评判当中，董卓被诛杀后，以往与他“亲近”的蔡伯喈必然陷入饱受批判的境地中，加之他官居显位，人们便带着对董卓的痛恨和对他的责骂将蔡邕形象丑化，并在谣言的流传中愈演愈烈。
再次是人们审美的转变。从一开始忘恩负义到《琵琶记》中有情有义，文人的创作与群众的审美是同步的，他按照古人“子孝妻贤”的礼教要求，创新了有情有义的蔡伯喈形象，又将抛妻弃子和悲剧结局改为大团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对戏剧内容的要求，表现出百姓民众审美的转变。
结语
由于古人的封建观念，蔡邕在很长时间内都在受到责骂唾弃，如果我们抛却这些封建传统理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他，不难发现蔡邕为人：处在黑暗浑浊的东汉末年不为淤泥所染;直谏皇帝敢于当时如日中天的宦官集团争斗;对董卓怀感遇之心的同时期望汉室复兴。可以说，蔡邕是个有情有义且正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