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深得汉文帝赞许的贾谊，为何最终会抑郁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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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是汉文帝时期最富才华的政论家，高祖七年(前200年)生于洛阳。文帝元年，受廷尉吴公举荐，召为博士。其才识深得文帝赞许，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但没过多久，因朝廷重臣联合上书，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又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年仅33岁。
贾生才调世无伦
贾生才调世无伦，这句诗出自毛主席的《七绝·贾谊》。和此句一字之差的“贾生才调更无伦”，则出自李商隐的《贾生》。可以说，贾谊之才华横溢，从古至今，为世人所折服。他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卓有远见的建议。
针对功臣列侯居功自傲、把持朝政，他提出“列侯之国”策略，让列侯回归自己的封地。列侯离京就国，远离了政治中心，变成一个个分散在他乡僻壤的小国封君，不再能够在汉朝中央政治上发挥作用。
针对诸侯王地广国强、威慑京师，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将诸侯王的多个儿子全都在国域内封王，把一个大的诸侯王国分割为若干小国，这样诸侯王国数量增加，但单个诸侯王国变得弱小，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
针对当时民众背本趋末、弃农经商，他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使末技游食之民皆回归农业生产，各食其力，从而增加粮食积贮，备战备荒。
在治国理念方面，他推崇儒家学说，建议施行仁政，以礼治国。在汉文帝元年，他就以儒学与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提议“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汉仪代替秦制。
在汉匈关系方面，他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攻心为上，以厚德怀服四夷， 辅以“三表 、五饵 ”之术，争取匈奴的民众之人心，孤立单于，进而使匈奴臣服。
在法律上，他主张“疑功从予，疑罪从去”，对立功有疑问的人，应该给予奖赏;对于犯罪存在疑问的，不应该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在上者可以获得仁政的美誉，在下者可以得到活命的机会。可以说，贾谊是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人，在中国刑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在货币政策上，他主张国家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私人铸钱;建议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防止币制混乱、劣币驱除良币，从而造成通货膨胀、民生凋敝。
他还倡导俭约，建议禁止奢靡之风;主张移风易俗，使天下民心回归淳朴。这些主张都是高瞻远瞩，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明朝首辅李东阳赞誉他：“文帝时，可当大臣者，惟贾太傅一人。”
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所处的时代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可谓治世;汉文帝天姿英纵，仁孝爱民，可谓明君;汉文帝非常赏识贾谊，对他的政论大多认同，可谓君臣际遇。但为什么短短两三年时间，贾谊就被调离中枢，贬谪藩国?
一、贾谊是否怀才不遇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这是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真正有理想有情怀的政治家，并不看重爵禄的隆替，而更看重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否得以实施。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察看汉文帝是否采纳了贾谊的主张。
文帝二年，代国被分为代和太原，齐国被分为齐、城阳和济北，赵国被分为赵和河间，诸侯王国数从八国增加到十三国;文帝十六年，齐国被分为齐、济南、淄川、胶西、胶东、济北等六国，淮南国被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诸侯王国数量增加为十七。可以说，文帝积极采纳了贾谊的众建诸侯策略。
文帝二年冬十月，文帝下诏令列侯之国，此事遭到列侯的强烈反对，不仅列侯没有回到封国，反而是文帝作出了许多让步，比如周勃复相、下诏罪己、取消卫将军屯军等。但仅一年之后，文帝再次执行列侯之国令，并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周勃，强行解除周勃的丞相之位，让他回到封地。终于使列侯之国政策得到很好地落实。
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文帝把农业确定为国家的根本，开辟籍田，亲自带头耕作;他同意“入粟拜爵”，上交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授予爵位，亦可减轻所犯之罪;为鼓励农耕，他把农田租税降为三十税一，后来又干脆免除了租税，这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是绝无仅有的，直到2006年，新中国才免除了农业税。
可以看出，对于贾谊主张的众建诸侯、列侯之国、简朴节约、重农抑商等，汉文帝都积极采纳，并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并非怀才不遇。班固就持这种观点，他在《汉书·贾谊传》中这样写道：“谊以夭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二、汉文帝贬谪贾谊的深意
文帝贬谪贾谊，并非不识才、不惜才、不用才，只是他的良苦用心，不为贾谊洞察，也不被后人理解。
(一)保护人才。当初，汉文帝急于提拔新锐官员，一年之内将贾谊擢拔为秩二千石的太中大夫，而贾谊也急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提出了许多旨在限制诸侯、强化皇权的策略，从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孝文帝将贾谊贬谪长沙，当然有弃车保帅、平息众怒的考虑，但也有让其暂避风头、以保其身的意思。
(二)历练人才。贾谊的才华毋庸置疑，但他谋国不谋身(为了理想奋不顾身，从道德的角度，非常值得推崇，但就成就伟业而言，则有其局限)，只考虑是否有利于国家，却不考虑这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恶果;他更多考虑是否有利于长治久安，很少考虑会对当下造成什么影响。而一流的政治家应该是弄潮儿，站立风口浪尖却不会为漩涡吞噬。所以，贾谊是优秀的政论家，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还需要社会的历练。
(三)储备人才。宣室会谈之后，文帝调任他为梁王刘揖的太傅。从表面看，贾谊并没有获得职务上的升迁，但背后的意义却非比寻常。梁怀王刘揖是孝文帝最喜欢的小儿子，极有可能是太子的替补人，而贾谊极有可能是被作为未来丞相的侯选人对待的。其实，汉初朝廷重臣基本上是功臣集团出身，随后不断启用法吏、儒士等出身的官员，贾谊这个兼采儒法所长的高才，不管未来是刘启继位，还是刘辑替补，完全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才有余而识不足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因对梁怀王坠马而死深自歉疚，久久不能释怀，最终抑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对他之死，我们深感痛惜，直呼天妒英才。但作为后来人的我们，在哀悼贾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性格的缺陷。
(一)奋一人之力。欲酬壮志，应先立身。可贾谊一洛阳之少年，势单力孤，进入朝堂尚未结交志同道合之盟友，先把矛头对准朝廷重臣。单枪匹马横冲直撞，碰得头破血流是必然之事。所以时间不长，就遭到众大臣的联合控诉，不得不离开朝廷中枢。
(二)耐不住性子。改革从来不可能一蹴而就，想要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只能是痴人说梦。贾谊不审时度势，不考虑自己的主张在时代背景之下能否实施，实施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比如他提出的改正朔、易服色，是要废除高祖元年以来所承袭的秦制，这样会阻断由秦入汉的官吏和臣民的文化认同，这样动摇国本的大事，怎么可能在文帝即位之初实施呢?其实文帝对此事是很心动的，文帝十三年，曾启用公孙臣等来推动改制，但遭得了丞相张苍等的公开反对，只好作罢。
(三)经不起挫折。他不能理解文帝贬谪他的良苦用心，在就任长沙王太傅的途中，以怀才不遇的屈原自况，写下了《吊屈原赋》;后来又写下《鵩鸟赋》，以鵩鸟进宅、寿命不长来慨叹人生。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辞清理哀的骚体赋，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名篇。但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郁郁不得志和愤怨之情，却让我们看出他面对挫折而缺少的韧劲。人生哪能一帆风顺，碰到一时的挫折，就失去耐心、信心和勇气，这样长期沉浸在抑郁之中，性命尚且难保，又如何扛起政治改革之重任?所以有人说，成就一翻事业智商很重要，但比智商重要的是情商，比情商更重要的是逆商。
对于贾谊，苏轼《贾谊论》有非常精彩的见解，下面摘录几段作为附记。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音yuè，义为跳跃)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