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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为何要独尊儒术,他是怎么考虑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公元前134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兼容”与“发展”特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汉武帝为何要独尊儒术?汉武帝如何一步步将儒家推到至尊地位的?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广泛征求意见,让天下人建言献策,其中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所献的对策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之后汉武帝连续三次听取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则系统地阐述了国家治理思想,称为“天人三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深知,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强制性地推崇法家思想,带来的危害极大,法家思想不能深入人心,并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他吸取秦代教训,决定大力推崇儒家思想。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按董仲舒的想法,把其它各家思想弃之不用,严厉打击,而是采用更为巧妙的方式,启发、引导,一步步将儒家思想推上了至尊地位。汉武帝他为何要偏偏要选择独尊儒术呢?

孔子和董仲舒,不同的儒家思想

东周时期,周天子对诸侯的约束力逐渐下降,周朝既定的等级制度和《周礼》都遭到了破坏,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引起了很多哲人的思考。于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体系,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极大。

孔子在《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讲究“仁”和“礼”,君臣父子的上下级关系必须绝对服从。在孔子之后,相继出现了孟子、荀子等杰出的儒学代表,儒家思想得到了升华。

但因为最终统一七国的秦国主导“法家”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在秦朝时期并未受到朝廷重用。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和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相匹配,于是,汉武帝开始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把儒学定为正统思想。

其中,《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在写给汉武帝的策书中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可见,董仲舒的部分说法,孔子并没有提到,也就是说,董仲舒口中的“儒”和孔子时期的“儒”,已经不是一个概念。

董仲舒将道家、法家、墨家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一并加入儒家思想中,形成了“新儒家思想”。包括他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种新说法,让统治者较为认可。董仲舒的儒学,和孔子的儒学,虽然有很大不同,但不可否认,在绝大部分的主体思想中,二者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独尊儒术之前,汉朝一直用“黄老之术”来维护封建统治,在选择儒术之前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

黄老之术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背景

刘邦建立汉朝时,并不喜欢儒学。西汉刚刚建立时,中原大地经过多年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了破坏。汉朝初年,为了稳定社会,恢复生产,选择了“黄老思想”来治理国家。黄老思想,又称黄老之术,其创始人据说是黄帝和老子,因此得名,他们结合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的诸多观点,在《经法》中,黄老思想可以总结为: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即,黄老思想倡导统治者“无为而治”,让百姓自我发展,出现问题时再用法律和是非来取处理。在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都以黄老之术来作为统治思想。这期间,汉朝休养生息,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耕地面积也有明显增加。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大治局面。

但在历经三代人之后,汉朝的社会矛盾凸显,黄老之术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是个方面:

第一,汉朝沿袭了秦朝的丞相制度,丞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可以持剑入朝,权力极大。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丞相见了皇帝,可以不下跪。最最重要的是,丞相举荐官员、诛杀罪臣,可以不请示皇帝。丞相权力太大,对皇权形成了威胁。如果此时皇帝还不作为的话,恐怕会酿成政治危机。

第二,刘邦建立汉朝时,将异姓诸侯全部铲除,把刘姓的子侄们分封到各地,这些藩王们可以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税收、财政大权。但在黄老之术的统治下,诸侯的野心越来越大,汉景帝时期,形成了“七国之乱”,对汉朝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第三,帮助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大多被封有爵位,而且可以世袭,刘邦封了137个侯爵。这些拥有爵位的功臣后裔,少则三千户,多则三万户,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知法犯法,欺凌百姓,激化了社会矛盾。

第四,从刘邦到刘彻,汉朝经过了60余年的休养生息,不仅生产力得到了提升,文化氛围也得到了改善,百家学说再次兴起。其他学派的发展,对黄老之术形成了冲击。而黄老之术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了其他学说的蔓延。

通过以上四点来看,汉朝初年的黄老之术,在加强君主专制、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治安等方面,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汉武帝刘彻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一种新的治国理念。

汉武帝为何偏偏选择儒家?

当一种旧的思想无法适应新环境时,就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来代替他,但在文景之治后期,百家思想再次兴起,是什么原因让汉武帝选择了儒家呢?这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三个方面有先后的递进关系。

1.先入为主——刘彻从小接受儒学教育。

汉朝有一位儒生,名叫卫绾,此人做事认真,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馀不噍呵绾,绾日以谨力。

汉文帝驾崩前,嘱托太子刘启,要善待卫绾。到了汉景帝当了皇帝,让卫绾做太子刘荣的老师,后来刘荣被废,卫绾又做刘彻的老师。需要说明的是,汉景让卫绾做太子之师,并不是因为汉景帝喜欢儒学,而是因为卫绾为人谨慎,做事认真,是个值得托付之人。但卫绾对少年的刘彻影响极大,他把儒学思想的种子种在了刘彻的心中。

汉景帝极其重视刘彻的教育,他认为卫绾一人不够,还请来了一位叫王臧的老师,教刘彻《诗经》,王臧是何许人也?他是汉朝著名儒学家申培的徒弟。《史记·儒林列传》云: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这里的“兰陵”指的是地名。也就是说,汉初政坛虽然主导黄老之术,但实际上汉武帝少年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儒家思想,这对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2.董仲舒创建“新儒学”——符合统治者的利益

汉武帝从小接受儒学熏陶,他登基之初,让人举荐贤良,前后见了数百人,唯独认为董仲舒的对策较为高明。《汉书·董仲舒传》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董仲舒是谁?他出生于公元前179年,比汉武帝年长23岁,先后辅佐过汉武帝的两位藩王哥哥,后来辞官回家,研究儒学,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以儒学为主,同时吸纳百家思想,创建了新儒学思想。

汉武帝在向他征求治国之策时,董仲舒向汉武帝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想: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董仲舒向汉武帝论述了王道的开端,并且认为,君王是奉了上天的旨意,才来天下为“王”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以君臣、父子为绝对服从关系的理念,应该被贯彻到治国思想之中。董仲舒认为,作为皇帝,就要施行“仁德”,作为大臣,就要讲究忠君爱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应该被天下人遵从,这样的社会秩序,才能延续万年。

可以说,董仲舒的思路,和汉武帝心中所想,一拍即合。只是汉武帝没有将这种想法形成理论,而董仲舒做到了。从此,汉武帝决定,要向天下人推崇儒术。

3.窦太后去世——反对者日薄西山

汉武帝想推行儒术,有一道坎一定要迈过去,那就是窦太后。西汉的窦漪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太后,她是汉景帝的母亲,汉武帝的祖母,在朝堂上举足轻重。作为汉文帝的妻子,窦太后是极力维护黄老之术的“顽固派”,《史记·孝武本纪》云: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也就是说,汉武帝登基后,在老师卫绾、王臧的支持下,打算兴儒术,遭到了窦太后的坚决反对。最后在窦太后的逼迫下,卫绾、王臧等人被问罪自杀。窦太后所处的时代,和刘彻大不相同,窦太后时期的名臣,如曹参、陈平、汲黯等人,都信封黄老之术。刘彻年轻即位,打算尊儒术,在窦太后眼中,这不是“创新”,而是“胡闹”,因此只要窦太后在,汉武帝就难以改变黄老之术的治国思想。

《汉书》云: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也就是说,只要窦太后在世,儒生就没有再被重用。可见,窦太后对儒生们是严防死守。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这位汉朝位高权重的老太太去世,让汉武帝又悲又喜,悲的是太皇太后去世,今后无人护佑,喜的是无人能够掣肘自己施展雄才,至此,独尊儒术有了推行的政治环境。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可以得知,汉武帝从小接收儒学教育,让他对儒学十分熟悉。而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和汉武帝一拍即合。最后,在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终于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国策。从此之后,儒学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深远。

汉武帝是如何一步步将儒家推到至尊地位的?

首先,从教育入手,加强宣传引导,吸引人们的视线聚焦儒学。他“立太学,置明师”。设立太学,只传授儒家思想。召集全国名儒入太学做老师,为他们设置“博士”官职,博士官的学生则称为“博士弟子"。

这样就意味着:入太学,学儒家的人受到国家的认可,引导社会各界承认儒学的主流地位。其它各派学问做得再好,得不到国家的承认,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终究没有大的发展,于是社会目光都聚焦在儒学上。

其次,将儒学教育和进入官僚体系挂钩,学儒学的人,将来能够做官。太学毕业的儒生,经过考试,就可以迈入官场大门,取得了仕途通行证。儒家思想一家子就火了!毕竟人们想要有作为,有地位,做官是当时唯一的途径。

当时有个著名的学问家叫公孙弘,本来是学“杂学”的,到了四十多岁,忽然看到儒家火了,就改学儒学,结果后来做上了宰相。把学问和做官联系在一起,效果太明显了。班固总结儒学兴盛的原因,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改利禄之论,然也”。儒学兴盛的关键,在于与功名利禄挂钩。

第三,将儒学应用于日常政务活动中。汉武帝为了将儒家思想真正引起官员们重视,下足了功夫。不但与官员考核挂钩,还要求官员们平时讨论问题,要用一两句儒家思想话语,不会讲儒家话语,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勿以抒情,要以儒学经典作为一种学问”,讨论问题不要像以前那样,兴致所至,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要引用一两句儒学经典,才算有学问。

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儒学经典用到法律上。光在社会上层的官员们那里推行儒学不行,要让儒学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汉武帝想到了法律,他倡导“秦秋决狱,儒家定位”。意思如果法律和儒家思想发生冲突,法官断案要以儒家经典为准。

比如“子不复仇,非子也”,父亲被人杀了,儿子为父报仇,将杀父仇人杀了,是正当的,无罪。现代人感觉这样很荒唐,其实,法律的最初的源头,还真的跟复仇有关,法律是最初为了解决复仇问题逐步演化出来的。

在那个时代,儒家伦理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律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还有,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至亲的人如果犯罪,不必举报。这一条原则直到现在仍然适用。这样一来,普通老百姓日常行为处事,都慢慢地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儒家很快就深入社会了。

独尊儒术对后世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项制度被后世历朝历代所遵从,长达2000年之久,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民族教育等领域残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可总结为三点:

其一,在政治方面,独尊儒术确定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和治民方略,儒家思想提倡的“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这些主张成了士大夫们一生奉行的准则。帝王们也意识到了“仁政”和“民贵君轻”的重要性,社会各层级臣民都找到了自身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的平衡。所以说,独尊儒术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其二,在文化方面,汉武帝把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工具,提升了儒学的地位。从此之后,儒学不仅仅是一门学术思想,更是一种正统思想,甚至被后人“神化”,成为一种信仰。甚至产生了“儒教”,和道家、佛教并成为中国的三大宗教。所以说,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其三,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的蓬勃发展,对读书人、官员以及老百姓的日常教育和行为准则,有了较为明显的约束,对促进社会和谐、民族精神等方面,有积极意义。

但是,独尊儒术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它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让古代的百家之说成为一家之言,对中国历史文化、教育、艺术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儒学所倡导的封建思想,也有迂腐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