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问题为何如此猖獗 主要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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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君王，也是现在一位关注度和热度都很高的君王。

朱元璋是出生于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是唯一一位真正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家庭的一代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

最后他实在活不下去了，走上了反抗元朝暴政的道路，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一员。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和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造就了朱元璋英武霸气的王者之风。

与此同时，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不幸生活和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几十年的战场杀戮经验，也造就了他独特的奇诡狠毒的残暴思想。

后来，朱元璋登基为帝，成为一代开国君王，他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不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是变成了巩固自己一手缔造的大明王朝。

作为一代开国君王，他非常清楚一个王朝最重要的是治国理念，也就是能够使得天下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

所以他决定从治国理念上开始着手，然后凭借治国理念来创造治国制度，希望以此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

毕竟有了指导思想，才能制定相应政策。

要搞理论思想，那么《老子》《论语》《孟子》等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朱元璋首先要做的是对《老子》进行注疏。

朱元璋在开创明朝之前，曾经读过《老子》，但是他毕竟出身低，文学水平也不高，很难理解《老子》的内涵。于是他寻找搜刮了很多关于《老子》的注疏和解读，但这些都只能让他读懂《老子》皮毛。

于是他对《老子》有着一种比较独特且怪异的理解，主要思想内容就在流传后世的《御注道德真经》中。

《御注道德真经》这本书一共有六十七章，朱元璋把自己对老子思想的理解和现实的治理国家思想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无为而治”作为治国理念核心，以“安民为本”作为治国理念基础，以“少私寡欲”作为所有官员和百姓品德的标准，全新构建了一套治理天下和安定百姓的独特理论思想。

比如《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话对朱元璋的影响最为巨大，因为朱元璋自己就是从底层走出来的，要进行长治久安的统治，底层百姓一定要处置好，因为底层百姓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也是对朝廷反抗心理最强的一股势力，所有他认为最好的统治方法就是不要虐待百姓，不滥杀百姓。

朱元璋还写到：“若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认为治理天下重中之重就是让百姓们安定起来，这样百姓才会拥护自己，这样，天下才能真正安定下来。

这是朱元璋对待百姓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

《道德经》现今最权威的注释

当然，朱元璋有关于百姓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自然也就有关于官员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

为此，朱元璋写到：“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丰其身，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是为实腹弱志强骨也。”圣人要想真正治理好天下，圣人自己就一定要是清廉的、一定要是朴素的、而不是丰润自己的身体，满足自己的欲望，更不能刮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只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壮，天下才能长治久安，百姓肚子填饱了，那么反抗朝廷的意志就会变弱。

于是在公元1383年，朱元璋下谕群臣曰：“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未有不由于奢侈，......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

朱元璋剧照

他要求官员们要廉洁节俭，以身作则，培养社会淳朴风气，正所谓“惟俭养德，惟侈荡心”。

他认为官员既是安定民众百姓也是虐待民众百姓的主要势力，所以他对官员极其严格，处死过许许多多官员。

但是他只给官员们极低的俸禄。

这就造成怪圈，因为俸禄低所以去贪污，之所以贪污，朱元璋给更低的俸禄，最终只能一杀了事，朱元璋杀不绝，官员们依然前赴后继的贪污。

于是朱元璋无奈的说道：“当是时，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

公元1376年著名的“空印案”爆发，他再一次处死了数以百计的朝廷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为了简化申报手续而犯下预先在朝廷管理财务的文件上盖印章的罪行。

因为地方官员一直沿用的是一种来自前朝的老程序，这种程序比较便利，就是使用盖有印章的空白申报表来上报运送给京城的纳税;在京城则在扣除了运送途中的损耗之后再对实际纳税总数进行记载。这样就可以消除纳税申报中不符合实际的差额，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地方官员也不能预先知道运送的各种物品、银子、粮食的损耗究竟会有多少，只能采取这种便利的程序。

但是，朱元璋对这种程序是非常敌视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这是元朝官员们容易产生舞弊行为的一种程序。于是他认为使用空印会给官员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于是他不仅严厉禁止使用空印，而且把在空印表上写下姓名的所有官员一律处死。

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严刑峻法才能制止官员们贪污腐败。

严刑峻法，俸禄极低等等这都是朱元璋自己对老子思想的运用。

朱元璋也对老子愚民思想有过深入了解，认为只有百姓没有文化没有思想，社会风气才能好转，变得醇厚，天下就一定能安定。

因此他对提出“民贵君轻”的这位儒家先贤孟子十分敌视，曾经还将孟子移出过孔庙，并对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的官员们说，谁要是为孟子进谏求情，一律以大不敬治罪，直接射杀之。

孟子

但是孟子毕竟是儒家“亚圣”，影响力仅次于孔子的先贤，同时孟子也是明朝所谓“名义上的祖先”——朱子最崇拜的先贤，没有之一，明朝将朱子学说作为官方学说，并规定其为科举的基准经解，将孟子移出孔庙这件事将得罪朝廷上下所有官员和全天下士绅阶层，严重影响明朝统治基础。

最终朱元璋和全天下官员士绅阶层进行了妥协，删除《孟子》部分章节。

所谓删减版《孟子》就是《孟子节文》这本书，所谓的《孟子》部分章节删除工作，里面的内容被删掉了多达85条，大约1/3章节全部进行删减和修改，此时的《孟子》已经面目全非了。

此时朱元璋才下诏书，规定天下所有读书人必须以“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而不再是以原版《孟子》为准，孟子思想在明朝已经面目全非。

最终朱元璋心中的小农意识、老子思想和经过朱元璋改造的程朱理学思想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怪异的治国思想理念体系。

朱元璋对《老子》和儒家经典都只是一知半解，都是依靠自己的理解来运用儒家程朱理学和老子思想。

其中儒家程朱理学的片面，特别是对儒家孟子思想的阉割与曲解，导致在明朝三百年的时间里，以皇权为主的法统开始逐渐吞噬以师道为主的道统，被建制化的程朱理学思想开始异化为制度性专权。

因此，明朝便得以将制度化不足，以“宽”失天下的元朝统治变成皇权——官僚体系统治体系;

同时，由于宋朝已经远去和朱元璋对自己这套独特怪异治国理念的推崇，中国古代所谓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儒家理想被彻底埋在故纸堆中，明朝的制度性专权获得了空前的扩张，皇权急剧扩大，扩大到容不下任何其他权力。

而老子思想的片断理解更是造成深远影响，比如朱元璋对“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的阐述。

明朝实行所谓的户制，也就是将所有百姓进行分户，分别分作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船户等等，户籍世世代代相传，不得擅改，所有百姓不得擅自离开本地乡县管辖范围;平民社会因此获得了一种极其机械组织起来的怪异秩序，朱元璋用这种方法来对百姓进行监控和控制，导致明朝社会相较于宋朝、元朝丧失了自由空间，也使明朝民间活力远不如宋朝、元朝。

当然，朱元璋建立的这套独特怪异的秩序需要一个强力机构进行执行。

这个强力机构就是官僚系统，越来越强势，权力越来越大的官僚系统不可避免的膨胀起来，于是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臃肿。

明朝官僚的强大可以从中后期君王几十年不上朝，朝廷依然能有效运转，国家也能稳定发展看出。

但是明朝官僚体系越来越臃肿也是有目共睹的。

根据那套融合了朱元璋对《老子》程朱理学的独特理解的怪异治国理念，官僚系统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是有着合法约束皇权的能力，这对至高无上的君王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然而具体的官员却因为官僚体系的膨胀，而有为自己谋私利的欲望，最终导致官僚体系全体腐化，最终逐渐丧失其活力。

导致明朝的君王非常厌恶官僚体系对自己个人意志的强大约束力，又担忧官僚体系的权力膨胀会对皇权产生损害，加上君王也知道没了官僚体系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国家容易出大问题。

于是只能建立另外一种势力来制衡官僚体系，这种势力最好只忠于皇帝，还能替皇帝背黑锅，还要不威胁到皇权。

故而朱元璋废除了宰相一职，却没有找到好方法替代。

直到朱棣建立内阁，直到朱瞻基教宦官读书，司礼监的重新崛起。

内阁制度其实就是替代了宰相制度，使得君王与官僚体系之间有个缓冲地带。

而作为君王最为亲近，且只能依附于皇权的宦官，作为一种直属于君王个人而且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一股力量，可以作为特务机构，全面制衡官僚体系。

就这样，宦官变成了明朝一股制衡官僚阶层的庞大势力。

有明一代，宦官为祸之烈，史上罕见，但是明朝宦官和汉朝宦官、唐朝宦官不一样，明朝宦官做大并非是因为皇权衰弱，恰恰相反，这说明在明朝，皇权极其庞大，宦官权力来源于皇权，宦官权力本身就是皇权的一部分;官员们弹劾大宦官，没有一点作用，但是君王只要一不高兴，则权势熏天的大宦官也随时会被抛弃，变成一文不值的落水狗。比如大宦官“九千岁”魏忠贤权势滔天，身死权灭也就是崇祯帝一句话的事而已。

反过来看，正是因为明朝的官僚体系如此强大，以至对君王形成强大的制约作用，才导致明朝君王对宦官的依赖。

所以，明代宦官之祸，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产生的理性化需求，官僚体系制约皇权，皇权使用宦官势力来制约官僚势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朱元璋根据那套治国理念制定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比较怪异，但的确是一套极其严密且完善的治国制度。

程朱理学的运用使得明朝君王权力扩大，老子思想的片面理解导致明朝虽然社会民间活力减少但是却能让百姓们一直安分守己，强大的官僚体系使得皇权有所限制制约。

所以明朝就形成了一幅独特且怪异的景象：皇帝、官僚、宦官三方互相牵制制衡，百姓们各司其业，明朝上层斗争的不亦乐乎，而明朝中低层却享受了进200年的和平年代(从朱元璋开国到万历末年农民起义，中间只有一次土木堡事变对内地百姓有过较大冲击之外，整个明朝内地社会平稳过度长达200年之久，没有任何像赤眉起义、安史之乱、三藩之乱、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大动乱)。

在封建王朝，这可以算是一套非常完美的治国制度，特别在孟子民本思想被删减，百姓无法变成三方制衡的一方的情况下。

当然也有一些后遗症，宦官干政、乱政次数比较多。

其实真正完美的制度应该是君王、官僚、人民三方互相牵制制衡的治国制度。但是在封建王朝，根本无法实现。

这表现了朱元璋的局限性。

但是汉朝前期的后宫干政，汉朝中后期的外戚乱政，唐朝前期的皇子惨烈夺嫡、后宫干政，后期的藩镇林立，清朝前期的亲王摄政、中期的皇子惨烈夺嫡、后期的督抚林立的现象，在明朝都没有出现。

明朝的后宫、勋贵、外戚、亲王、皇子都比较老实本分，这体现了明朝这套制度的优越性，这体现了朱元璋的伟大。

所以明朝也就成为一个太监横行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