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那么先进 当时的人为何没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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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孔子的思想带有中庸调和的色彩,那么被董仲舒披上神秘色彩的儒家思想,走上了极端化。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炉的,或许他已经意识到董儒思想的禁锢作用。
政权的稳固源于经济基础的稳固,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强调,经济权益必须由国家统一掌握。认为国家财利流失,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不肯效死。个人太富有,利禄就驱使不动;太贫穷,刑罚就威慑不住。管仲的思想初露限制民间商品经济,国家垄断利润之端倪,以至于在其执政期间连娼妓,都由国家经营也就不足为奇了。
“崇本抑末”直白地讲就是“重农抑商”,本末枝干自有轻重,为何又要崇抑呢?正如有的树木需要剪枝确保树体壮固,避免树木疯长难以成材一样,重农抑商是站在专制统治者的角度,为了政权的稳固而采取的治本之策。
重农抑商的始作俑者应当是战国时期在秦推行变法的商鞅,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由于诸侯国相互兼并的战争十分频繁,农业人口流失严重,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商鞅经过一系列变法,促进了秦国快速崛起,为后来秦的“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
如果说商鞅“重农抑商”是为了以农养战而采取的经济战略,那么,韩非则把它上升为专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愚民政策,把“工商之民”看作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即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们从思想上不愿再从事这一行当。
由于韩非“攻一点而不及其余”的策论,极具蛊惑性迎合了专制者的心理,以至于秦王采纳其主张将“贾人”当做贱民进行戍边,司马迁《货殖列传》中提到的,被迁徙的六国旧工商业集团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等等,都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这一政策也为后来的统治者所延续,而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正是在这一氛围下形成的,这一思想被看做专制政权的隐患,为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
中国的面积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大体相当,但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认识所及的范围纳入自己的版图,并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
最为典型的是把人口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并从中课取赋税来维系政权的运转,除非自身的腐败和重大自然灾害,让人们无法生活下去而导致改朝换代,但新的王朝又会延续“大一统”的政策,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而欧洲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由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制约,教会对社会精英的实际控制,造成的君主与贵族集团的互相制约,造成的权力分散,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一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形成了很多互相为敌但又难以兼并的国家。
这就使国家产生了对商人的依赖而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如果对商人的压榨过于苛刻,商人就会投入敌对国家的怀抱。
只因为如此,世界近代第一波经济稳健增长出现在欧洲,催生了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专治国家强调的是对人身和思想的束缚和控制,如果仅靠思想和政治的手段,就会形成明显的暴政而被推翻,必须辅以经济手段,限制私人财富的增加。
因为私人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特别是思想的解放,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就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径,它会让人们不得不终日劳作,而维持生命的延续,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被奴役,以及怎样摆脱奴役的现实问题。
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发明等优秀的文化成果,都是在那些摆脱了衣食之忧的劳动者中产生的,并且从其产生之初就被看作“奇技淫巧”的末业而遭到限制,甚至被转化为供人们赏玩和思想禁锢的工具。反观这些文明成果传到欧洲国家,直接促进了经济军事事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改变了东西方经济实力在世界格局中的权重。
自然经济以其“自给自足”的特性,构架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确保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但其内敛自守的一面也随之放大,就统治者来讲,认为万物皆备于我而妄自尊大缺乏世界眼光,错失了与世界潮流齐头并进的佳时机。
就经济发展模式来讲,虽然我国的商业、手工业起步并不晚,但受“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工商业始终被束缚在封建政权的肌体上,而失去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中国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难以发挥作用,而不被人们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