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为何社会风气会非常好呢？
宋朝时期的文人对于“名”有一种特殊的追求，士人追求高尚的情操和名节，整个社会风气有很好的改观，宋仁宗时期尤为显著。
宋仁宗朝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职能从规谏君主扩大到监督百官。仁宗朝谏官因此成为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在士人心中其地位甚至已与宰相相提并论。同时，仁宗朝任谏职成为仕宦捷径，凡是谏官任上有所作为，获得声名的士人，之后多不次之擢，一些知名谏官后来得以出任宰辅，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
仁宗朝谏官对“好名”风气起到了激化作用。“名”成为仁宗朝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仁宗朝士人所追求的“名”，大体可分为“实名”和“虚名”两种类型。追求“实名”的前提是为了尽忠，或是为自我人格的完善，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好名。追求“虚名”的前提则是为了一己私利，往往名实不符，不顾他人及国家利益而卖直取名、沽名钓誉。仁宗朝士人心态、士风深受谏官活动、谏议心态激起的这两类“好名”风气影响。
仁宗朝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因直谏被贬，虽其仕途暂时出现挫折，而他们的谏诤行为却能够得到士论认同，为自己赢得“实名”。事实上，由于仁宗朝的谏官制度特点，谏官因谏言被贬，他们的仕途前景反而会更加光明。
据释文滢《续湘山野录》所记，范仲淹三次被贬，每次都被士论看成是光荣之事。范仲淹曾打趣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可见，他也认为自己的行为乃光荣之事，无可羞愧之处。这种心理在仁宗朝已较为普遍，欧阳修、唐介、范镇、司马光等人谏官任上刚正敢言，丝毫不以贬谪为意。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勇于谏诤、砥砺名节行为的鼓舞下，仁宗朝士人刚直敢言、重视“实名”的风气得以逐步形成，富弼、蔡襄、余靖、孙甫、范镇等人，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
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曾言“本朝尚名好贪”，将“尚名”与“好贪”相联系，说出了二者间的相通之处。范仲淹、富弼等人谏官任上积极敢为，为自己赢得了“实名”，他们也由此仕途升迁，获得了实际利益。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素质较低的谏官便不惜卖直邀名、沽名钓誉以图自进，谏官追求“虚名”的风气与正直高尚的士风相伴而高涨。仁宗朝谏官多有求“虚名”之举，甚者如王夫之《宋论》卷四所言：“好名者且以体肤之伤毁为荣。”一部分谏官为了获得“虚名”，或者攻讦人私，或者所言之事多不切实际，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如宋禧为谏官时劝仁宗在宫中设荆棘、养罗江犬等。
此外，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士论影响，士人获得声名便可赢得士论，从而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于是一部分投机分子便借“虚名”以觑谏职，进而获得更大利益，对此欧阳修《辞召试知制诰状》曾指出“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士人中产生一股沽名徼进之风，他们或发出不切实际的议论，或将所上章奏四处宣扬，或故意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或故作清高反复让官。
士人竞相邀名，“虚名”“实名”交错出现。庆历新政时期士人言事风气高涨，向被作为正直高尚士风的典型广加赞誉，但受谏官言事风气影响，士人中出现了奔竞、攻讦以邀“虚名”之风。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庆历士风”的积极成分，而忽略其消极因素。仁宗朝士人求“实名”与求“虚名”相互交织并存，共同影响了当时及以后北宋的政治、士风，一些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亦与之相关。
随着仁宗朝谏官地位的提高，谏官具有了“与宰相等”的责任意识，忠直谏官普遍重视“实名”，谏官形成了“惟恐职不称”的心理，受其影响，谏官在所上奏疏中，多次表明自己上疏乃是谏官职责所在，身为谏官不得不言。这一心理在他们谏官任上所作诗歌中也有表述，如司马光《忝职谏垣日负忧畏缅思云夫处士老兄萧然物外何乐如之因成浮槎诗寄献以抒鄙怀》诗，写其身居谏职，深感责任重大，日夜忧畏。庆历三年，欧阳修作《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诗，对自己身为谏官不能举荐张续、李常深感惭愧：“予惭职谏未能荐，有酒且慰先生酌。”至和元年，欧阳修《述怀》诗回忆自己的谏官经历云：“中间蒙选擢，官实居谏诤。岂知身愈危，惟恐职不称。”
仁宗朝谏官及富于谏诤精神的士人因直谏被贬后，能够赢得“实名”，有了“实名”之后，他们往往不以贬谪为意，反而能以较为洒脱与坦荡的心态来对待之，并在其贬谪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有所体现，尤以谏诤意识强烈、文学成就巨大的范仲淹和欧阳修为典型。
明道二年，时任谏官的范仲淹联合御史孔道辅等人，伏阁谏止仁宗黜除郭皇后，结果被贬睦州。他到睦州任后即向仁宗上《睦州谢上表》，在阐明“既竭一心，岂逃三黜”的谏诤精神后，范仲淹表达了乐观、洒脱不以贬谪为意的豁达胸怀和乐道忘忧、不改初衷的坚强决心。范仲淹贬谪任上的一系列作品都有这一特色，如景祐元年所作《新定感兴五首》(其五)，鲜明地表现了他由于赢得了“实名”而不以贬谪为意，洒脱、乐观的情感状态。被贬桐庐后，范仲淹曾游览严子陵钓台，多次推崇以名节自守的严子陵，并作《钓台诗》。范仲淹从名节的角度评价严子陵，一方面是其因贬谪获得“实名”后自觉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奔竞、浮薄的不良士风，他欲借对严子陵的推崇建立起人人洁身自好、珍惜名节的士风。
景祐三年，受谏诤精神驱动，欧阳修作《与高司谏书》，责备高若讷不营救范仲淹，并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被贬为夷陵令。庆历三年，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他屡次上书直言，引起新政反对者的不满。庆历五年，恰逢甥女张氏犯法，欧阳修因而被弹劾，后虽辩明，仍于八月被贬知滁州。欧阳修两次被贬后的作品都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情感基调，这一特征与范仲淹因谏言遭贬后的文学创作有相通之处，出于共同的心理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有意通过自己贬谪后的文学创作开创贬谪文学的新风貌，建立士人重视气节声名的新士风。
相反，被贬后未赢得士论、获得“实名”的士人，其心态就相对沉郁与悲愤。苏舜钦谏诤精神强烈、名节意识浓厚，“进奏院狱”案发生后，他以监守自盗的私罪被贬，未能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因直谏被贬后，愈贬愈光，赢得士论、获取声名。苏舜钦被贬后痛苦不堪、不能解脱的心态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贬后洒脱、豁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贬谪后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得十分沉郁、凄楚、悲愤。
受谏官活动、好名心理影响，仁宗朝用诗歌进谏、干预现实的创作更加普遍，浮薄士人将诗歌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四记载，景祐初颜太初即用诗歌为蒙冤的黎德润鸣不平，将诗歌作为了进谏、干预现实的工具。景祐三年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他与欧阳修等人虽遭贬黜，却赢得了士论、获取了声名，蔡襄创作《四贤一不肖》诗即是受谏诤精神及好名风气影响。由于《四贤一不肖》诗的广泛传播，范仲淹等人的谏诤行为广为人知，声名远扬。蔡襄也因作此诗而赢得了声名，为其后来出任谏官打下了士论基础。石介虽不曾任谏职，但却具有强烈的谏诤意识和好名心理，当时即被指责为邀名。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同时执政，并授予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人谏职。受此影响，石介的谏诤精神、好名心理进一步高涨，并创作了《庆历圣德颂》诗。石介用此诗扬善抑恶，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声名。士人中出现一股用诗歌讽谏、干预现实的风气，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记载，皇祐三年，唐介因弹劾宰相文彦博被贬春州别驾，谏官吴奎畏缩不言，李师中作诗送唐介，有“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奸谀骨尚寒”之句，魏泰认为“厚颜之句，为奎发也”。可见，李师中是在用诗歌褒贤斥奸。
随着士人攻讦、邀“虚名”风气盛行，浮薄士人将诗歌讽谏传统异化为用诗歌攻讦、邀名，出现了讽刺、讪谤诗歌。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二所记，庆历元年浮薄之人撰长韵诗攻讦大臣，李焘怀疑欧阳修《从谏集》所记匿名诗即是此诗，该诗的讪谤、攻讦导致了宋庠的罢职出外。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九载，庆历四年，邱浚作诗一百首讪谤朝政，他在杭州时还直接将诗歌作为威胁州县官吏的工具。由此都可以看出攻讦、邀“虚名”风气对士风、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