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与支持者都有哪些人？为什么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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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两次著名的改革，两者殊途同归都失败了，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庆历新政的主导者和支持者全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都是改革，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看一下内容，庆历新政一共十条分三个层面：1、澄清吏治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②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⑤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2、富国强兵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②减徭役。③修武备。(整治军备)。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3、厉行法治①重命令(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②推恩信(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王安石变法内容更全面：富国之法：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低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市易法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强兵之法：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保马法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督制造兵器，严格管理，提高武器质量。取士之法：改革科举制度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整顿太学三舍法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庆历新政重视的是政治改革，王安石变法是注重经济兼顾其他。庆历新政是真的改革，它只是针对政策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调整，对于祖宗之法并没有大的改动。王安石变法是完全推倒重来，这严格意义上讲不是改革是革命，只不过没流血而已，也没推翻政府。我们单看内容好像看不出来当时的官员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和历史传统有关。儒家思想是鄙视商业商人的，所以国家对于财富不能过分的追求，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将一切挣钱的项目都收归国有，国家是有钱了，但百姓的生活差得，不得已最后取消了一些行业。王安石变法里的富国之法和当初的桑弘羊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择手段地挣钱，因为国家缺钱。儒家讲官不与民争利，王安石的行为不符合儒家思想。他的很多措施针对的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很多官员他就是大地主，这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了。庆历新政也侵犯到了，不过庆历新政弄得是什么，他是把那些庸才罢免了，这样的人必定是少数，而且他不是取消恩荫而是严格化，也就是说制度没有大变，很多人都能接受。即使如此庆历新政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太大了，庆历新政的很多人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利益受损了，所以他们反对。
另外主导者的身份也很重要，庆历新政的主导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这在当时都是正人君子的代表，给人的感觉就是一身正气。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大败西夏，威望极高，富弼更是以一人之力对抗辽国，所以这些人弄改革，从上到下都会觉得政府有希望了。而且庆历新政最后失败也是因为下面的人办事不力，没有人怪到范仲淹他们头上。王安石变法可不一样了，本来王安石也是君子的代表，可随着变法的开始，人们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苏洵还写了一篇《辨奸论》，没有明着说王安石，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王安石不注重个人卫生，苏洵直接说这就是大奸之人，儒者应该注意个人形象，这点王安石做的的确不好。另外王安石重用的那些人全是臭名昭著的人，吕惠卿、章惇、蔡京这在当时都是大家公认的奸臣，李定更是搞了文字狱差点弄死苏轼，这样的人搞改革给人的感觉就是不靠谱。像韩琦这种君子著称的人，肯定看不惯王安石这群人，当然不会支持他们。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王安石比较倒霉，刚变法就闹天灾，王安石不信邪，还说了惊天动地的三句话”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虽然说是为变法打气，可是这是当时的人们思想差距太大，认为王安石什么都不管了，国家肯定会乱。范仲淹改革的时候是先搞试点，大家提意见了赶快改或者停止，王安石给变法定了基调，自己的就是对的，拗相公听不进去任何意见，这就出问题了。王安石的这种性格不合适做帝国的宰相，神宗皇帝也年轻气盛，这样的两人在一起国家容易出事。改革的措施就算是完美的，你的初心都是好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执行中会不会变味。中国的官员讲究政绩，这是升迁的标准，可是政绩这东西很难有个刚性的衡量标准。地方官就以新法的执行力度作为自己的功绩，争相比较。那个青苗法本身是利民的，可到了地方，官府强行摊派，你不缺它也要贷给你，这样百姓怨声载道。
其实当时的两派人争论的焦点不是改革不改革，因为大宋当时必须要改革，不改革政府就面临没钱的窘迫局面，问题是怎么改革。庆历新政的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是认为制度本身没有问题，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以及新形势下该做的调整没有做。而王安石则认为祖宗之法都是错的，要尽数废除，也就是将罪责归结到制度的缺失，这在当时其实是很大的罪过，这等于公开的否定了前代君主，也否定前代的宰执们。韩琦、富弼这时候还健在都当过宰相，王安石把他们都给否定了，他们能接受的了?而且这些老大臣们并不认为国家已经到了要彻底变法的地步。不仅仅是他们，老百姓也是这么认为的，仁宗创了一个盛世，人们还沉浸在嘉祐之治中，大宋很美好，不需要变法。神宗当初要变法主要还是想打仗，可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人心思定，没人想打仗了。汉武帝时期，匈奴对汉朝是威胁的，可宋神宗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虽多，可是大家是和平相处的，宋朝和他们互通有无还挣了很多钱。
其实中国古代的改革就商鞅变法成功了，商鞅能成功在于他处于历史转型的时期，而且他的措施侵犯的是小部分人的利益，满足了大多数人，商鞅也不是说贵族就不是贵族了，贵族你上战场立功了还是贵族，这对于贵族脸上也有光。而且商鞅变法时秦国的疆域远不如后世的王朝，也就不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不同的地方差距太大了。后世的改革纷纷失败就是所有措施全面铺开，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农业社会下，土地肥力，气候环境都影响着农业生产，如果一刀切，那就是对于有的地方这是不足的，有的地方又是不需要的，真正刚刚好的就很少了。秦始皇当初就没有强制各地耕作制度也要一致，因地制宜是很重要的。
韩琦他们的反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朋党，范仲淹当初就是因为朋党失败的，可是当时他并不想搞朋党，而王安石的非此即彼已经造成事实的朋党了。唐朝后期国家衰落的一个原因就是朋党之争。宋朝的这些大臣其实不愿意重演这一幕，可王安石变法从开始的那一刻，北宋的朋党之争也就开始了，最后消耗了北宋，南宋人在总结北宋灭亡的时候就归结到朋党之争。南宋选择昭勋阁功臣的时候，王安石变法中的改革派无一人当选，韩琦和富弼却赫然在列，而且他们还是两宋有名的贤相，士大夫的偶像。王安石的脾气和做派很多人也看不惯。很多人推辞不当官理由都很充分，像包拯人家是侍奉双亲，践行孝道，赢得了美名。王安石的推辞就让人觉得有点沽名钓誉了，而且长时间的不洗澡什么的，估计也没人愿意和他说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安石身边都是一群小人，大家自然不会看好他。
范仲淹搞改革的时候是被寄予厚望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却是除了皇帝没人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韩琦这些人是他的前辈，而王安石的态度，让这些人成了对立面。可惜范仲淹已亡，不知这位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会怎么看王安石变法?范仲淹和吕夷简都可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他对于王安石不会太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