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司马光都是北宋公认的君子，他们谁才是真正的道德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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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和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人们公认的君子，道德楷模，两人也有相似之处，都曾为宰执，谥号都是文正，按照司马光本人的说法文正是大臣最好的谥号。那么这二位到底谁的道德更高呢。
我们先来看看对政敌的态度，范仲淹的政敌是吕夷简，司马光是王安石。吕夷简是仁宗朝当宰相最长时间的人，深得仁宗器重，吕夷简死后，仁宗言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夷简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是个很能干的宰相。在《清平乐》里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奸臣，就是范仲淹也上书弹劾过他，两人因此斗了近十年。吕夷简这个人对上比较圆滑，他一方面支持刘娥，另一方面又为仁宗生母讨要死后的典礼，两头都不得罪。对下呢，吕夷简的确有相才，这一点不可否认。不过呢他有个毛病，这个和我们通常意识里的奸臣不太一样，我们意识里奸臣都是贪污犯，这人呢他不贪污，他主要是不推荐能力比他强的人，他当初被贬，继任者一个个碌碌无为，皇帝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不过呢，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事实，当时的确没资历名望能力都俱佳的宰相人选。
吕夷简对于范仲淹不是党同伐异，弄死对方才高兴，这一点就和真宗朝的丁谓不一样了。他俩是政见不合，吕夷简主要觉得范仲淹有点迂阔，不太接地气。范仲淹在地方了很多年，西北战事起，朝廷决定起用范仲淹，吕夷简还是支持的。在西北数年，范仲淹成为军中的一根标杆，“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多年的磨练，范仲淹心性更加沉稳，他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化解。吕夷简在病重之际，还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希望他回到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吕夷简死后，范仲淹作《祭吕相公文》“得公遗书，适在边上。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写得很真挚，可见吕范二人最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说到底吕夷简是以一位资深的宰相看范仲淹的，是想历练他，两人没有因为政见不合而势同水火，老死不相往来。
司马光和王安石可就不是这关系了。首先司马光比王安石年龄大，两人属于同龄人，司马光年少成名，我们都津津乐道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东西错了，不是缸是瓮，这是史书记载，怎么成缸了，我们看到的故事是明朝人传出来的，明朝人大多都用缸了，而在宋朝人们用的是缸。司马光十九岁中进士，比王安石早了四年，那个年代论资排辈，王安石要礼敬司马光。王安石也是很早就出名了，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就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不过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王安石的主张又过于激进，加之仁宗年事已高，仁宗最终并没有采纳王安石的主张。英宗朝，王安石居家丁忧，神宗朝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这个人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朝廷的任命他只做他认为他擅长的，其他的官即使显要，但他认为自己不擅长就坚辞不就。早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还是志趣相投的，两人的分裂就是因为变法主张。
神宗时期国家已经到了缺钱的地步，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的理由是天地所产的东西就这么多，只能来回腾挪，多不出来。王安石的主张不是没人干过，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这样做，是官府与小民争利，为了钱不择手段，为士大夫所不齿。而且这两人性格还很像，他俩都当过宰相，平心而论这二位都没宰相之器，全都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政见不合司马光选择离开开封，到洛阳专心修编《资治通鉴》，十余年后书成。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滔滔下诏将司马光扶上了相位，司马光尽毁王安石变法内容。王安石变法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史学界争论了几百年，我们今天不谈。王安石和司马光一年死的，王安石早死，司马光代表政府就是不给王安石谥号，这就有点打击报复的意味了。这两人到死也没化解恩怨，其实他俩除了政见不合在很多方面都一样，比如刚愎自用，而且都没有识人之明，蔡京能在这二位手下官位不失很说明问题。
对待政敌，范仲淹更豁达，司马光气量就有点小了。我们再来看他俩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是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那个滕子京。他和范仲淹是同年，也就是一年考上进士的，政治上也是互相帮助，也都在西北共过事，范仲淹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司马光却说这人是个贪污犯，德行有亏。这怎么回事呢，滕宗琼在西北的时候挪用给公款给手下的士兵，不是贪污，这钱没进他腰包，这事在军中也常有，不过御史举报他的数额比较大，十六万贯，范仲淹当时还是力挺滕子京，后来查出来的也只有三千贯可以做事。不过这种事就看皇帝的态度了，最后滕子京还是被贬了。其实在西北作战，面对凶横的党项人，不用金钱激励根本不行，另一位名将种世衡也是用钱激励士卒的，不过他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其实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有上级的庇护，所以没事。
从对这件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范仲淹和司马光的不同。范仲淹主张要用人的长处，纵有小过，不影响大局就不应该处罚，司马光主张为官者不允许德行有亏。他俩的主张没谁对谁错之分，关键看你用在哪。如果在军队中过分强调道德水平，那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强，宋对西夏能获胜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像对辽一样拿着阵图打仗，军人能随机应变。司马光的要求过高，而且也很难实现，他自己也没做到啊，蔡京那样的人，在四天废除新法，大家都知道这肯定做了害民的事，司马光却夸做的好，这就有点为了打垮敌人不择手段的意味了。
给我们的印象司马光是个因循守旧的人，为什么小时候他另辟蹊径地去救人，大了却成守旧派了。其实我们误会他了，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他觉得王安石那一套行不通，也不仅仅他这么认为，当时的庆历新政的主导者富弼对王安石变法也持否定态度。范仲淹有个转变的过程，他初入官场的时候敢想敢说，意气风发，晚年的时候多了一份豁达，经历的事多了很多事就看开了也看得更通透了。
我们再来说说他俩的谥号文正，文正在唐朝的时候是文贞，魏徵的谥号就是这个，宋仁宗名赵祯，需要避讳，文贞就成了文正了。其实本来谥号高低没那么明显，司马光把这给提高了，到他那文正成了最高的谥号。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古代的谥号有三种，文臣的谥号，武将的谥号，还有通谥，要说通谥比那两个高，通谥是文武双全的人才行，以忠字开头，韩琦就谥号忠献，以范仲淹的贡献应该是通谥，给了他个文谥，说明皇帝没有肯定他在武方面的功绩。司马光本人可没从事过军事，他弄不到通谥，他就知道说文正是最高的。他没想到的是，他死后变法派章惇担任宰相，将王安石谥号文，这一个字可比那两个字的高贵。
司马光因为当过首相，南宋是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范仲淹没有登上。说明宋朝人对司马光的评价要高于范仲淹。我们以百年后的眼光去看，范仲淹比司马光做得好。范仲淹和吕夷简最后化解矛盾，没有让党争继续下去，大宋朝廷得以稳定。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党争却是愈演愈烈，两人到死都没化解，直接造成了北宋最后几十年党争不断，也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道德而论，司马光约束的是自己，却没有影响到别人，范仲淹却影响了一大批人，同时期的欧阳修，之后的苏轼等，都受到范仲淹的影响。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追求。以此来看，我认为范仲淹才是真的道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