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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后,苏轼为何会入狱?他做了什么

很多人都不了解苏轼的事情,接下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欣赏。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北宋积弊甚多,在王安石的劝说下,宋神宗决定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这一年,苏轼33岁,正值壮年,他在仕途上本有一番大的作为,但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排挤。

当时宋神宗铁了心支持王安石,苏轼自知在朝堂上无法立足,于是便上奏申请离京外任,宋神宗欣然同意。此后10年,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地方上,苏轼深感王安石变法弊端重重,再加上一些投机分子借着新法谋取利益,让苏轼大为愤慨。苏轼毕竟是文人出身,满肚子牢骚没处发泄,于是写诗讽刺新法。例如,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向朝廷写的《湖州谢上表》中云: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里的“其”指苏轼本人,“新进”指支持新法的集体(新派)。苏轼的意思很明显,是说自己不会与新法合作,反对新法。

要知道,公元1079年,王安石已经第二次罢相,朝中之所以还坚持变法,是因为宋神宗在亲自部署变法,苏轼反对新法,就是反对宋神宗。在封建社会,和皇帝陛下过不去的臣子,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

朝中新派人物早就对苏轼不满,奈何苏轼名气太大,他们一直抓不住把柄。当年七月,御史台官员李定等人以苏轼讽刺新法为由集体弹劾苏轼,并且把上述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作为证据,宋神宗看到证据确凿,于是派人去湖州抓朱轼回京问审。

因这件事是御史台主导,《汉书》中曾说御史台上有柏树,柏树上有数千只乌鸦,因此这桩著名的案件就被称作为“乌台诗案”。

其实,乌台诗案刚爆发时,朝中有很多人都在想办法救苏轼,例如,宋神宗的妹夫、驸马王诜第一时间得知朝廷要捉拿苏轼,立即快马加鞭通知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得到消息后,连忙派人从南京(北宋时商丘为南京,和现在的南京意义不同)日夜狂奔来到湖州通知苏轼,苏轼接到弟弟的信后,连忙告假,但朝廷的钦差仅隔了半日就到达湖州,十分强硬地将苏轼带到京城(开封)。

经审理,乌台诗案涉及到苏轼大量的著作,有的的确是苏轼讽刺新法,有的则是新派官员诬陷苏轼。苏轼以为自己大祸临头,将会死在狱中,于是写下两首“绝笔诗”,其中两句是: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意思是说自己必死无疑,在狱中十分想念弟弟苏辙(子由),希望来世还和苏辙做兄弟。

苏轼有一位好友,名叫张方平,字安道,曾任参知政事。张方平和苏轼意气相投,关系十分亲密。例如,苏轼曾写过一首诗,叫《张安道见示近诗》,对张方平称赞不已。

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张方平已经退休在老家南京,得知苏轼入狱,他辗转反侧,打算上书为苏轼鸣冤求情。但张方平已经退休在家,他只能通过南京官府来递交自己的奏折,结果南京官府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受理。张方平又找了很多昔日的同僚,同僚们都怕卷入此案,都不肯帮忙。张方平没办法,只能派儿子张恕去南京衙门敲登闻鼓递奏章。在宋朝,敲登闻鼓非同小可,不管敲鼓之人有理无理,都有可能被官府杖责。张恕本就胆小,他拿着父亲给的奏章,在登闻鼓面前徘徊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不敢敲。

《元城先生语录》记载:

东坡御史狱,张安道致仕在南京,上书救之,欲附南京递进,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恕徘徊不敢投。

虽然张方平最终没能想到办法为苏轼说情,但当时的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曹皇后)亲自替苏轼求情,宋神宗对祖母非常孝顺,再加上宋朝从不杀士大夫,于是宋神宗网开一面,贬苏轼为黄州副团练,苏轼侥幸保住了性命。

苏轼出狱后,张方平非常抱歉地向苏轼解释自己为何没有替他说话,还把当时写好的奏章副本给苏轼观看。不曾想,苏轼看到奏章副本后,脸色大变,吐着舌头不肯说话。

张方平不理解,以为苏轼生气了。过了几天,张方平见到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辙对张方平说:“我哥哥之所以有今日之祸,第一是因为他写诗讥讽新法,第二是因为他名气太大,遭到了新派官员的记恨。你奏折中不仅夸我哥哥名气响亮,还继续指出新法的不足之处。你以为是在为为哥哥叫屈,实际上是在戳新派官员的敏感之处,你这不是害他吗?”

张方平这才明白,他连忙向苏轼道歉。苏轼叹曰:你当时为了救我,左右奔走,我很感激你!但你的奏章差点害了我啊,幸好官府没有理你,否则,你的奏折交上去,我必死无疑。

苏轼和苏辙都是当世大才子,从本文来看,苏辙还是很了解苏轼的,而作为苏轼的好朋友,张方平差点好心办了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