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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能创造贞观之治靠的是什么?应该感谢隋炀帝杨广

李世民能创造贞观之治靠的是什么,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下去。

李世民的贞观年间,从综合国力而言,也许不是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时期,但一定是政治最清明、社会最和谐、对外战略最主动的黄金年代。

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上,能做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除了贞观年间,也许只有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但那是在空前惨烈的严刑峻法之下达成的;而李世民的思路则是“去奢省费,轻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即由内自外主动实现了大治;

同时,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秉承主动出击的对外战略,不劳师动众,时常以精兵强将发动突然袭击,将敌人扼杀在萌芽状态,跟其他大部分王朝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

再者,在封建时代朝廷中常见的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互相倾轧的内耗模式,几乎与贞观年间绝缘,这在高度人治的时代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案例。

这一盛世是如何创造的?对于这个浩大的课题,李世民本人亲自编写的《帝范》中有过系统论述,后来的史学界更有层出不穷的系统论证。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结合如今的所见所得,个人认为最关键的、也是对当下最有借鉴意义的诀窍在于:能够容纳不同意见。

能够做到这一点,李世民首先得感谢自己的表叔隋炀帝杨广。

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之治,给儿子杨广留下了这样一个王朝:人口超过八百九十万户、财力富足,“中外仓库,无不盈积...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之下”,钱、物多得堆在屋檐之下,杨坚甚至多次免收全国的赋税;军力鼎盛,突厥称臣、南陈被灭,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人才济济、名臣满朝,各个领域都有顶级人员供皇帝选用......

杨广接手的遗产,估计会让很多帝王都眼红不已:我咋没遇上这么好的老爹啊!

而且,杨广本人也堪称卓越,他“美姿仪,少敏慧”,又帅又聪明、才华横溢,“好学,善属文”,曾持续20年率领大批顶尖文人修书,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不精通;他的《春江花月夜》,为张若虚的同名作品提供了灵感来源: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二妃。

他留下的《隋炀帝集》,被李世民大赞“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可谓词意俱佳、饱含治国之道;同时在他当藩王期间,曾作为统帅南征北战,讨伐突厥、平定南陈,可谓文武全才。

个人条件如此耀眼的帝王,如无意外,一定能够带领隋王朝创造封建王朝的新巅峰。

而杨广确实出手不凡。他修长城、经营西域、开运河、征高句丽、建东都......从长远看,这些项目都没什么问题,甚至还是利国利民之举。比如修补长城,这是历代王朝的常规项目;修运河,极大提高运输能力、打通南北经济命脉、提高军事机动水平、强化赈灾应对机制......这一项目直至今日仍不过时;通西域、征高句丽,更是中原王朝的祖传战略。

但他的问题,就是步子迈得太大了,干事是要花钱、用人的,上述任何一项单拎出来,都是足以让其他王朝吃不消;但咱们的霸道总裁杨广偏偏就是要在有限的十几年间,干别人一个王朝持续百年都不敢做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必定会导致“步子太大扯着DAN”。

然而,并不是没有人劝阻过杨广,问题是他自以为绝顶聪明,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在他看来都是些目光短浅之辈,或者是存心想阻碍自己的宏图伟业,结果就是,这些人都没好果子吃。

比如隋文帝时期的头号宰相高颎、礼部尚书宇文弼、灭陈名将贺若弼等人曾吐槽隋炀帝对待突厥过于优厚、修建长城过于激进等等,结果仨人全部被以“妄议朝政”为由诛杀;崔民象劝他不要巡游江都,惨遭卸掉下巴、随后斩首。

就像魏征说的那样,隋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在他眼里只有自己是对的,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这么一来,也就没人愿意再跟他唱反调,结果就是隋朝慢慢的走向绝路。

而这也给了李世民深刻的教训,他即位之初,有事没事就研究杨广的为政得失,时不时找一些前朝老臣探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并得出了一个深刻的结论:“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因此,他在处理与臣子关系方面,几乎是跟杨广反着来的。

贞观元年,李世民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常年征战,经历了无数血流成河、人头滚滚的场面,他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所谓“神采英毅”,群臣进见,大多手足无措,更别说提什么意见了。李世民知道后,不得不刻意和颜悦色,几乎是哄着大臣们提意见。

他甚至还吓唬臣子们,如果不提意见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如果皇帝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皇帝固然会丢掉江山,但大臣难道就能独善其身?当初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求得荣华富贵;但炀帝被杀后,这些人也难逃一死”。也就是说,大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为了集体利益,必须“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军事能力一流,但实际上他的文化水平、反应能力更是顶级,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就很容易辩得臣子们哑口无言、面红耳赤。但这种能力对人君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有一天,他就奇怪地问魏征:“众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但跟我当面讨论时却经常语无伦次,这是怎么回事?”

魏徵回答:“据我了解,各部门为了上奏章,常常思考几天;但到了陛下的面前,却连1/3的想法都没能表达出来。陛下如果不足够和颜悦色,他们哪敢畅所欲言呢!”

于是李世民接见大臣时,更加和蔼可亲,多次以隋炀帝为反面典型来安抚大臣:“隋炀帝性情多猜忌,每次临朝与群臣相对多不说话。朕则不是这样,与大臣们亲近得如同一个人。”

我们时常赞叹魏征的敢言直谏,毕竟在封建时代,能够把皇帝怼得面红耳赤实属罕见,但这真的是因为魏征胆子够大吗?对此,魏征自己看的很清楚:“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皇帝愿意听不同意见,才是魏征敢提意见的根本原因;否则,如果面对的是杨广,魏征即使有100个头也不够砍的。

当然,要鼓励人们提不同意见,光靠皇帝本人的觉悟还是不够的,为此,李世民还创立了两项制度加以保证。

一是谏议制度: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这项规定发布于贞观元年,意思是:中书、门下两省以各部门三品以上官员参见皇帝时,必须让谏官贴身盯着,言语有不合理、不符实际、溜须拍马等情况时,谏官必须立即开喷,不准留什么面子;

二是“五花判事制”:

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这也是贞观年间的一大创造。中书舍人是中书省负责起草文书的人员,涉及到军国大事时,他们必须在文件上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以避免某个人的主观意见左右大局。这是以制度的形式,鼓励官员们表达不同意见。也正是这个原因,此后唐王朝的决策“鲜有败绩”,极少失误。

那么,李世民就没有犯错的时候?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他还有个最难得的优点:愿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比如在公元630年灭掉东突厥后,关于如何处理突厥人,唐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

一是以温彦博为代表的“吸纳”派,他们认为应当像汉光武帝那样,允许突厥内南迁,与汉人混居,作为北方的屏障;

而魏征则属于“回迁”派,他以西晋时期的情况为例,当初晋武帝司马炎拒绝郭钦、江统将胡人迁回故地的建议,结果没多久就爆发了“五胡乱华”事件。

综合考虑下,李世民最终选用了温彦博的建议,允许突厥人内迁。

但到了公元639年,就爆发了结社率叛乱事件,晋王李治几乎被绑架、数十名卫士被杀。其后陆续有大臣表示,突厥人留在中原有很大隐患,李世民则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其后按照当初魏征的思路,将突厥人北迁。

还另有一起案例。公元634年,李世民下诏,聘取郑仁基子女为充华(妃嫔称号),在诏书已经拟好,并且已经交付使者、即将送出之际,魏征上表称,听说这名女子已经给士人陆爽了。李世民知道后大惊,立即收回诏书,并且下诏表示自责。

对于魏征,李世民也做出过激愤之举。在公元643年,侯君集涉嫌谋反被杀后,李世民想起当初魏征多次向自己拍着胸脯推荐侯君集的往事,不禁气愤不已,下令推倒了自己亲手为魏征写的墓碑。

但到了公元645年,在远征高句丽未达成目标后,他又想起了魏征的好:“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果魏征活着,一定会阻止我此次出征。于是他立即令人前去为魏征重新立碑,并以“少牢”的规格加以祭祀,同时魏征的妻子儿女也得到了特殊关照。

在封建时代,皇权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违背帝王的意见,等同于“逆龙鳞、抚虎须”;帝王鼓励大臣们提不同意见的情况,甚至不惜为此设立制度,在数千年中极为罕见。同时,所谓天子一言九鼎,皇帝是没有错的,如果确实犯了错,但为了维护皇权的威严,君臣往往会出奇一致的将错就错。相比较之下,贞观年间就显得愈发可贵。

我们讲历史,目的不是为某个皇帝吹马屁、唱赞歌,而是为我们如今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当今社会,在一些企业中,“领导总是对的”的观念仍大行其道,为了所谓的权威,不允许任何唱反调的情况出现;如果出现决策失误,那就摇身一变成了集体失误,不惜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李世民虚心接受不同意见,甚至主动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他的尊严受到损害了吗?没有,他仍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低级帝王之一,也是后世无数皇帝的偶像。同样的,现代组织中鼓励不同意见,不仅不会损害领导权威,反而是促进一个机构、企业进步的有力保障,反过来会提升组织的凝聚力、竞争力,以及领导者的向心力。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潜规则、官本位心理作祟,这也是影响时代进步的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