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才子，难免有些风流，所谓迁客骚人也

明代是个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难免有些风流，所谓迁客骚人也。譬如：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便是携伎冶游。又如：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伎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与以后，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与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字长卿，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长卿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据《明史》记载：“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就是这样一位大才子，却深陷风流温柔之乡，难以自拔。他的风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创作形式上，他专爱写男子弃官求道，最终与美妻爱妾修成正果的传奇爱情故事，尤其是他在与一位候爵夫人有了暧昧关系以后，便开始进一步描写一些淫荡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几百年来，一直饱受诟病；其二，在个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欢搞“同志”，而且还广“蓄声伎”，整日和伎女厮混在一起，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他在房事生活方面的极端放纵。

长期沉溺于男欢女爱，整日纵情于声色之乐，在给屠长卿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十二年，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长卿，因为在张居正的大丧期间招惹风尘女子，有失朝庭官员颜面，而被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削籍回家。

削官后的屠长卿，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在把感情寄托到风尘女子身上的同时，风尘女子也就把“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屠长卿死的前一年，汤显祖把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的一组七绝，寄给了时在病中的屠长卿。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或“花柳病”。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直至共剂失调。此病从面部器官坏死烂起，一直到耗尽灯油为止。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由于其出格的风流水平，竟然死在了温柔乡的花柳病上，能不让人唏嘘感慨吗？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性.乱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青楼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倡伎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伎，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长卿，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倡伎，只要有进行“房事”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频繁更换“房事”伙伴，极易造成深层次的交叉感染，在没有任何性.病防御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死在“梅毒”这种花柳病上，是迟早的事情。“戏寄十绝”中的这个“戏”字，可以看出屠长卿患上“梅毒”，极像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风流韵事；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最起码在屠长卿的好友汤显祖看来，这种花柳病在当时如同感冒发烧流鼻涕一样，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见病。

然而，屠长卿不但病得不轻，而且极其凶险，一年后，屠长卿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