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曹操父子两人的行为会截然相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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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高震主——迫在眉睫
曹操小名“曹吉”，其生母史书已不可考。虽然童年不幸福，但幸运的是后成为三公之首曹嵩的养子，得以混迹于权贵之间，放浪不羁又才情满堂，家世、能力具是一流。被名士许劭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当时，汉室衰微，诸侯割据，百姓起兵。在汉灵帝死后，外戚董卓把持朝政，曹操起兵声讨董卓，虽然结局失败，却逐渐占据大义的名号，后来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打败起义军，收降卒30万，曹操的军事实力得到极大的扩充，迈入领兵步阵的格局中。董卓被杀后，曹操接受部下建议迎接汉献帝，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手段，虽为汉臣，实际上把持朝政。
▲汉献帝
其后又以帝王名义四处征战，先平定关东、关中一带;又火烧敌军粮仓，于官渡出击袁绍军队，奠定北方政权，后接管荆州，南下伐吴，虽大败于孙权，却也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雄踞北方，于建安二十一年，被封为魏王。
虽名为魏王，却几乎视献帝为玩物，监视汉献帝的一举一动，通过扶持傀儡帝王，一来占据大义，在法理上利于不败之地，若是废除帝王不过是徒增事端，无论起兵或是招降都颇受掣肘;二来兵强马壮，麾下名将如云，有让天下归心之熊志。彼时，老当益壮，心有青云之志。废帝与否并不会对自己产生更多有利的局面。
曹丕生于187年，彼时曹操32岁，也就是说曹丕和孙权是同一代人。是名副其实的“权宦之后”。然而，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就军事上而言，正是青黄难接之时，虽有其父曹操做的一系列的铺垫，但也难免出现权力下移动、声望下跌的局面，难免出现曹魏势力不稳的波动，此外还有刘备、孙权两大外患虎视眈眈，不得不进行防备，急需要“安定军心”以此解决当下的窘迫。而快速称帝走上天子的宝座，告诉部下为自己效力的前景是什么，水涨船高之下，文臣武将皆可雨露均沾，让大家感觉有利可图，从而笼络人心。形势所迫之下，的确实是一个良好的选择。事实上，曹丕在位这七年，三次伐吴的的过程中其亲信曹休、曹真、夏侯尚等也在不断地全面接掌军权，进一步稳定自己的地位。
在政治上，曹丕继承王位之后，为了缓和和士族的矛盾，改变吏治，变父亲曹操唯才是举的荐举制为九品中正官制。也就是让家世决定职位的高低，虽然从长远上看无异于腐蚀朝堂，但是在短时间而言自然得到了各个既得利益者的拥趸，世家门阀、官僚阶层对于这位继位者自然更加拥护。这种“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政治局面，无异于饮鸩止渴，但也正是因为其势力盘根错节，快速抱团取暖的特性，也可以短时间地达成了一统的意识，从而达到稳定局面的效果，也更加促进了曹丕称帝的结果。
在身世上，曹操曾有过“废长立幼”的举措，且生性多疑，让曹丕在行为上“如履薄冰”，但或许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这种无形的压力，当一切都得到的时候，反而容易报复性的跋扈张扬，能因借钱事由下狱曹洪，也能为巩固地位，残杀兄族。快速称帝，或许也是本性一直被压抑所导致的结果。
从这些方面来看，曹操本就是汉室的实际掌控者，不必要称帝来多此一举徒增麻烦，尚可以慢慢积累，逐渐发展。而曹丕称帝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权利丢失，丧失了对朝堂的把控，在性格的推动下的举措。
徐徐图之——御敌于外
前文所述，曹操无需皇帝的身份，也一样是九州的实际统治者。可是曹丕若是谋朝篡位易代，统治根基却会产生动摇。
此外曹魏阵营中有很多忠于大汗的臣子，代表人物就有荀彧，若是称帝就是把他们划分到自己的对立面，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站在士族的对立面就是动摇自己的根基，而此时曹操正是用人之际，必然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于时间上而言，曹操尚可一一扩大夯实自己的势力，先剪除自己的顽固势力，消除孙刘的干扰后再徐徐图之。即使曹操不顾自身势力受到影响也要称帝，但三国鼎立的局面一时无法更改，虽可称帝却受困于北方，就大局上根本于事无补。
待曹丕继位时，名门望族早已摸清了他们“爷俩”的这些政治把戏，曹丕以禅让的假戏，让汉献帝主动让位，自己再假意退却多次，这样本来应该扣上“乱臣贼子”千古骂名的谋朝篡位之举，却因汉献帝的无可奈何的退让而“言正义顺”，顺利拿下历经四百多年的江山社稷。
这是极其划算的买卖，它只是汉代帝王一族权力的终结，以当时社会最小的成本，来换得政权平稳交接的巨大成果。相对于以往的商周建立所带来的大面积株连牵连，所付出的成本无疑要少得多。他向世家门阀和天下百姓昭示，他自己的的位置并不是不是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拿来的，而是汉朝的皇帝多次让给我，我才不得不接受的。尽管这种禅让就过程上而言是曹丕逼迫汉献帝不得不退位，但他仍然适合当时中国古代的仁政、礼治原则，维护了汉王室基本的体面，大大削弱了变革的阻力。
同时，历经三国战火“百姓苦战已久”，民间有志之士大都已经浮出水面，德才兼备之人皆在庙堂，这些人也都希望很够快速的解决天下纷争的局面。曹丕继位后，由司马懿辅佐，虽体弱多病却也有“乃父之相”，从称帝期间多次集全国之力进攻东吴，便可看出一二。换言之，曹丕迫切的需要完成权利的交接，从而更好的施展自己的抱负，以此达到天下大一统的局面，赢得生前生后名。其继位后称帝稳定霸府集团，可以不被对手一直借由“讨伐权奸”的理由来攻击和反对，成为天子后亦可以让反对者成为天下共讨之的反贼(即除魏朝外，其它的诸侯国，借是不懂礼数，不服王化的叛乱者)，直接拥有了最大的“最终解释权”。
文武百官应为称帝而受惠，也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维护新王朝，尽可能地打击消灭旧王朝的参与势力(若是旧的王朝复辟，一干臣子都将被挂上“反臣”的罪名被清算，自身背后的家族也会被牵连，他们不得不为了新的王朝而四处奔走)。
曹丕称帝，可以更快地断绝汉朝再次复兴的可能性，那些尚可自欺欺人，心怀汉室的“忠义之士”被迫正式的站队，一同登上不能回头的“船”，和拥护旧王朝的人划清界限，同时也彻底沦为了魏朝的臣子，大势所趋之下，潜移默化的“新朝廷”理念也会浇灭他们心中最后一点“为汉室效力”的念头，数代之后，子嗣更迭，又会有多少人还记得曾经的大汉朝?
如果说曹操只是称王的政治体制让世家门阀感到舒服：国家在表面上依旧是大一统的局面，被世人所拥戴，大家依旧是汉室子弟，而不是乱臣贼子。是因为有曹操本人的声望、权势作为支撑，正是因为自身优势太大，自认为可以缓缓图之，以谋求更加长远的利益，不必急于一时。而曹丕迅速称帝的禅让举措则是为了让世家门阀快速站队：让世家拥护新王朝，借由世家之手打击其它的反对势力，核心上是为了笼络人心也的同时也可以快速的继承其父的权势，缩短权势整合的时间。
名望起家——继承遗泽
曹操声名鹊起于集结军事声讨反贼董卓，发家于镇压叛乱黄巾军起义，所作所为一开始便占据了“大义”的声望，即使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过程中，对于汉献帝也维持了表面的尊崇，甚至将自己的女儿下嫁于汉帝，缓解不同阶层的摩擦。虽然四处征战，但“出师有名”;背负奸臣的骂名，却也网罗天下英才为己用。
若是将曹操父子比作事业，纵观曹操的历程，正属于“创业期”，从稍有权势的官宦子弟到麾下百万之众的一方霸主，曹操迫切的需要这种“尽忠报国”的既定人设来开展自己的宏图霸业。也正是这种人设，让部下的派系相对杂乱，例如有“曹营诸葛”之称的荀彧就是汉室的维护者投效曹操后，多次参与军国决策，贡献颇大。但其心向汉室，反对曹操称魏公，虽后来被逼自杀身亡，却也从侧面看出曹操部下的心思不一。
曹操称帝的最佳时机也正是被封为魏王的时候，惋惜彼时英雄暮年，又历经了两次赤壁之战失败，很难在有生之年把孙权和刘备的力量覆灭，若是取代汉室，登基称帝。即使成功一来人设崩塌，以前所谓的“师出有名”变成无稽之言，背负千古骂名，难免人心动摇。二来，暮年之际也在难有心力继续征战，不如就此止步，完成他这一代人该完成的事。(曹操在死前称魏王、加九锡，除了名称上不是帝王，一干礼仪用度已和帝王无异，我们虽然不了解这位枭雄在想什么，但是可以猜测出曹操确实动了称帝的心思。九锡之礼：九种特赐用物包括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是皇帝对臣子最高的荣誉恩赐，也是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制度形式。)
纵观曹丕的经历，正属于“守业期”，曹丕无论是开“九品中正制”，拉拢世家亦或是连续征战讨伐东吴，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对曹操意志的继承，他也必须继承这种遗愿来维持他的政权，获得自己父亲部下的大力支持。实际上，汉朝自从董卓叛乱以后，又有四处起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四分五裂，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实质上已经亡了，汉朝的延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的靠的是曹操和一些忠于汉室的人帮扶，否则汉献帝也早已步入灵帝的后尘。
所以曹丕继位后，在他的心里，在忠于曹操旧部的心里。这天下本来就是靠魏王兢兢业业，劳心劳力才得以维持的，天下本就应该是姓曹的。现在魏王死了，“于情于理”的称帝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反之，若是任由事态发展，而自己有没有什么功劳，未参与过成建制的军事建设，也没有南下指挥的相关成就，自己所有不过是一些徒有其表的续命。那么曹操的旧部很可能会不认这位继承者，反而作壁上观。毕竟无论是谁成谁败，都必须首先安抚好这些手中有实际兵权的将领。
因此曹丕称帝也可以看作是带领班底一同宣誓，“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也让你们有一个好的归属。”
总结
曹丕在曹操死后迅速称帝，正处于内有权利交接、部下散动的内部因素，也有外敌压迫、汉室复燃的外部因素。需要称帝来稳定局面，其行为是一种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