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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为啥会给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那只是他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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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文帝本属于哪个学术流派,《史记·儒林列传》中有这么一句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字眼:“......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刑名之言,也就是法家的那一套。

那么,原本信奉法家的汉文帝,为啥会给人留下仁厚的印象呢?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心有猛虎,外在却人畜无害;为了实现目标,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方式,把仁厚的外衣、披在自己严刑峻法的躯体上。

汉文帝的仁厚,主要是为了适应现实需要:

第一,根基薄弱,务实的处世之道。

我们都知道,汉文帝刘恒的皇帝宝座是捡来的。公元前180年,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联合刘氏宗室除掉吕氏后,面对着拥立谁当皇帝的难题。

当时,从血统、法理而言,皇帝人选挺多;但功臣们的标准却极端苛刻:

少帝刘弘以及梁王、淮阳王、恒山王,名义上是已故汉惠帝的儿子,但功臣们认为这都是吕后的阴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而且,如果这些诸吕所立之人当上皇帝,今后必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排除;

齐王刘襄是刘邦长孙,还出兵参与讨伐吕氏,但刘襄的舅舅为人凶狠霸道,如果齐王为帝,其舅舅家搞不好会成为第二个吕氏,再次排除;

相比较之下,刘邦在世诸子中年龄最大的代王刘恒,风评一向极佳,时人都认为他仁孝宽厚,而且其母亲薄氏一家为人也比较老实。一致通过。

寻常概念中,宽厚、老实自然是褒义词;但在政治领域可没这么单纯,可以解读为:性格软弱、根基薄弱、容易被控制。

表面上看起来,刘恒似乎确实是这样的人:当初吕后执政期间,朝廷一阵血雨腥风,稍有威胁的刘氏宗族一律被除掉;而刘恒及其母亲薄姬,则凭借低调、人畜无害的人设躲过了一劫。

但这并不代表刘恒真的是个没啥想法的老实人,更不会因此对功臣们毫无戒心、感激涕零。虽然在北方的代地默默安守本分多年,但他对朝廷中发生的一切洞若观火。因此,当朝廷使者前来后,他一度非常担心会中了功臣们的计谋。为此,不仅第一时间召集亲信门商议对策,甚至还占卜预测吉凶。

紧接着,他先让舅舅薄昭前往长安当面跟周勃确认,在得到肯定的信息后,才亲自带着宋昌等亲信南下。在渭桥上,宋昌代表刘恒与前来迎候的周勃一阵交锋,双方之间的试探、狐疑展露无疑。

因此,即位后的刘恒,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功臣们实力庞大、关系网盘根错节,而且希望在政治生态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与皇权并驾齐驱?);而自己虽为皇帝,但家世普通、常年身处边陲,属于“过江龙”,在朝廷并没有强大的根基支持。如果为政刚猛,谁也不能担保会不会再次发生类似于功臣诛吕的事件。

第二,现实需要,解决社会矛盾的良方。

西汉王朝建立后,从刘邦到吕后,虽然秉承黄老之道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并陆续颁布了减轻刑罚的措施,但整体上,秦王朝时期确立的“以法为教”政策由于其实用性,仍旧得到了延续;西汉初年,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之势并未得到根本缓解。

同时,汉文帝即位前,西汉虽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但社会经济的整体凋敝并未得到扭转;同时,甚至还出现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况,农民遭受的剥削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顿,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日趋严峻。

因此,无论在政治还是民生层面,汉文帝如果贯彻法家的刚猛政策,极有可能使已经初露端倪的君臣矛盾、阶级问题更趋激化;他的对策,是延续汉初的黄老之道,但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无为而治”,而是不乱治,代以迂回、怀柔的方式,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

对功臣集团代表周勃的处理方式,把他的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极致。

汉文帝登基后,对功臣们大加赏赐;而周勃认为自己连续对汉室立下大功,日渐骄横起来,甚至不经意间展现出轻视皇帝的苗头。对此,汉文帝不动声色,甚至经常有礼貌的目送他离去。袁盎认为这样有损天子威严,郑重提出了劝谏;其后,汉文帝的神色变得越发严肃,而周勃则越来越敬畏。

我们有理由相信,汉文帝与袁盎是唱了一出双簧:皇帝原本对周勃很客气,但从道理上讲,却违背了君臣之仪,不得不在大臣的“劝谏”下改弦易张,润物细无声的转换了对周勃的态度,却未招致对方的敌对情绪。

后来,为了让周勃远离权力中心,汉文帝通过他人上门晓以利害,委婉的让其第一次下野;

第二次,则是以催促各位列侯回到自己封地的名义,让再度担任丞相的周勃带个好头。此后,周勃再也未能回到权利核心。

后来,对于一些犯法的大臣,汉文帝同样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对自己亲信张武受贿事件,汉文帝不仅没有付诸司法部门,反而对其赐予大量财物,以此让对方羞愧得无地自容:你不是缺钱吗?那找我要嘛,何必要收受不义之财?

通过诸如此类的“硬话软说、硬事软办”的方式,汉文帝既缓和了长期以来朝廷内部矛盾重重的局面,又慢慢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

在民生及社会治理方面,汉文帝则主要有四大举措:

改革司法制度,大大刀阔斧减轻刑罚,即位次年就宣布废除“收孥连坐法”,即: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遭受各种株连的传统法令;公元前167年,借着“缇萦救父”事件,他宣布废除肉刑 ,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即不再对犯人截掉肢体,改为鞭打等惩戒、教育类型的措施。

轻徭薄赋。公元前178年和前168年,汉文帝曾两次下令“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按1/30的比率收税),这也成了此后的西汉定制。公元前167年,他还下令全部免去田租。后来,他命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从每年一次改为每三年一次,极大减轻了民间负担。

厉行节俭。汉文帝在位23年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帝王配置从没有增加过;他曾想修建一个露台,但听说需要花费一百斤黄金后,立即打消了计划;他自身时常身穿黑色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身穿短衣,所用的帷帐从不刺绣;他自己的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陪葬,坚决杜绝金、银、铜、锡......

广施仁政。即位之初,汉文帝即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年龄八十岁以上的百姓,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赐给帛和絮。

汉文帝“毋烦民”的政策,本质上是追求施政者与社会基础各环节的协调关系,尤其注重下层民众的“幸福感体验”。他在位期间,西汉王朝逐渐国家强盛、百姓小康, 开启了“文景之治” 这一封建时代的首个盛世。

但如果我们就此以为汉文帝只是个慈善皇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汉初统治者都主张严格执法,汉文帝也不例外,他的无为、“毋烦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

比如,对于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仁政,后世认为其实只是有名无实。汉景帝即位后,就对此进行了纠正:“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按照肉刑,原本很多犯人只是被剁掉脚指头、胳膊,但并不会死;但在笞刑之下,却往往被活活打死。汉景帝减轻鞭打次数后,这一情况才得以改观。

而汉文帝舅舅薄昭之死,更是将他铁面无情的特点充分展现。

上文提到,当初周勃等人之所以力捧汉文帝登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认为他的舅舅薄昭为人老实,不回重蹈吕氏的覆辙。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富贵和权势会彻底改变一个人。

薄昭是薄姬的亲弟弟。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后,吕后把薄姬、刘恒派去封地代国,薄昭也陪着前往,三人也算是相依为命。到了公元前180年,在面对周勃等人派来的使者时,刘恒担心有诈,薄昭冒着生命危险孤身进京打探消息,才坚定了刘恒进京的信心;而在汉文帝掌握大局后,也正是薄昭再次返回代国,把姐姐薄太后接到了长安。

因此,起初的薄昭,对汉文帝而言,既是生活上的亲人、又是称帝路上的好帮手。他即位后,为了感谢舅舅一直以来的陪伴与扶持,将其任命为车骑将军,并封轵侯。

但面对荣华富贵的持续冲击,薄昭逐渐变得奢靡无度、骄纵不法,甚至还安插亲信,干涉朝政,逐渐引起汉文帝的不满。

到了公元前170年,越来越无法无天的薄昭,竟悍然杀害了朝廷使者,按照国法应当处死。汉文帝不忍杀他,让其他大臣去陪其喝酒,想让他醒悟自杀,但惜命的薄昭坚决不干;于是汉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即哭丧),薄昭这才明白自己毫无生机,只得自杀。

对于汉文帝杀舅一事,后世政治家颇有异议。

魏文帝曹丕对此就不大赞成,他认为,对待舅父之家,原本就只能让他们安享富贵、而不应该赋予权力。否则的话,很容易给自己造成一个困局:从政的亲人犯罪后,该大义灭亲、遵守国法,还是以私害公、徇私枉法?前者合理但无情,后者有情却无理。因此,汉文帝如果一早就限制薄昭,就不会面临逼死亲舅舅的困境。

我们姑且不论汉文帝是不是有过错,但他之所以坚持杀掉于自己有恩、有情的亲舅舅,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杀掉犯法的亲舅舅,也许是为了对世人杀鸡儆猴:在自己这里,即使至亲犯法,也得与庶民同罪。这正是法家刑名之言的核心理论之一。

后来的汉宣帝曾经这样训斥儿子刘奭(即汉元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即从秦朝照搬的严刑峻法;王道,则是汉文帝的柔和治国之道。但从汉文帝在位期间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是外王道、内霸道,后世封建社会的外儒内法,也许正是从他开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