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阳保卫战中，张巡及唐军食人为何还能备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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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睢阳保卫战中，张巡及其率领的唐军先后吃掉了两三万百姓，这一记录得到了各种史料的佐证，几乎是铁板钉钉的真实。

虽然人们常说，合理的结果，不能掩盖过程的罪恶;但对于张巡，这一说法并不适用。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许许多多基层爱国者的影子：

太平盛世时，达官贵人声色犬马、极尽奢靡，张巡身为县令默默无闻、毫无怨言;

当国家、民族面临灭顶之灾之际，权贵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望风而降，但基层官员张巡却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舍弃自己的性命、尊严乃至名声，掩护了唐王朝的半壁江山。

张巡这样的人，也许会被某些别有用心者嘲笑为炮灰、傻子;但在笔者看来，他不愧为民族脊梁。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5年，身兼大唐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15万大军反叛，惊动的不仅仅唐玄宗，更有千千万万中原老百姓。

自李世民执政以来，大唐在过去的130多年间虽持续作战，但基本都是主动对外进攻，内地已经好几代人没有经历过战火。因此，安禄山南下时，面对“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的强大边军，“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河北州县毫无抵抗之力，地方官要么大开城门迎接敌人，要么弃城逃命，敢于反抗的则迅速被就地杀害。叛军长驱直入，所经过的地方被烧杀抢掠，一片残败萧瑟。

而当时的大唐军事力量，基本都分布在几大边镇。面对危急情况，在中央朝廷层面，唐玄宗急忙征调朔方、河西、陇右等节度使率主力入援;在地方，则先后有平原太守颜真卿、荥阳太守崔无等地方官竭力组织力量抵抗。但面对训练有素、早有预谋的强悍北部边军，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没用几个月就打下东都洛阳，兵锋往西直抵关中、往东南逼近富庶的江淮。

第二年，谯郡(安徽亳县)太守杨万石向叛军投降，并下令时任真源县令的张巡出城向西接应燕军。但张巡拒不听命，反而挑选了1000精兵西进，抵达雍丘县迎战叛军。而此时的雍丘县令令狐潮早已投降了敌人，并且扭过头来攻打朝廷军队。

为什么这么多大唐朝廷命官如此轻易的投敌呢?在他们看来，从政为官只是出人头地、攫取富贵的途径罢了;无论为唐朝服务，还是为安禄山卖命，自己所追求的东西都不会受到影响。因此，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断有官员临阵投地，甚至还成了叛军的凶残爪牙。

接下来，令狐潮与张巡，这两个相邻两县的主政官、知根知底的老熟人，由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厮杀。

面对令狐潮率领的数万叛军，雍丘县城内的张巡身先士卒，带着两千守军顽强抵抗，甚至还经常趁着对方松懈或者夜深人静之际出城偷袭。双方僵持了60多天，一共打了大小300多场战斗，丧气的令狐潮只好退兵，却遭到了张巡的追击，叛兵被斩俘两千多，令狐潮本人也差点被活捉。

恼羞成怒的令狐潮再度回身围攻雍丘，他甚至抓住机会劝降张巡，但却遭到了对方的嘲讽与羞辱。

又过了40多天，双方仍旧僵持，而此时的长安城已经被攻破，令狐潮再次送信给张巡，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并劝其早日投降，不必负隅顽抗。

但张巡仍不为所动，他杀掉6名思想动摇的将官，无视敌我兵力悬殊的困境，继续抵抗到底。 恼羞成怒的令狐潮全力进攻，张巡则见招拆招，双方再度相持了几个月。

在这期间，叛军陆续攻下了周边各城邑，逐渐形成对雍丘的合围之势;张巡见状迅速撤出，往东与睢阳太守许远会师，共同抵抗叛军。

睢阳(河南商丘内)处于睢阳渠要冲，是连接汴水、淮河的枢纽，扼守着通往富庶江淮地区的交通命脉。为了拔下这颗钉子，公元757年起，安庆绪(安禄山之子)派尹子琦率领十几万大军进攻睢阳。

面对强敌，城内守军毫不胆怯，张巡、许远两人密切配合，与将士同甘共苦。敌人虽人多势众，但短期内也无可奈何。一直杀到七月，此时的城内已经面临着粮食枯竭的处境，甚至沦落到吃树皮、茶纸的地步，仅存的1600名守军，个个面黄肌瘦、脸无人色，甚至虚弱的连弓都快拉不动了。

又坚持了些日子，城内只剩下600多将士，有人建议放弃睢阳、往东撤退，但张巡、许远认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他们决定继续坚守。

这时，城里的茶纸已经被吃完，于是他们杀掉战马为食;马被杀完后，又到处抓鸟雀、老鼠充饥;而这些小动物也吃完后，张巡毅然杀掉自己的爱妾，许远则杀了家奴，充当士兵的口粮;下一步，则是“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但即使这样，城中百姓明白，既然横竖都是死，但绝不能投降叛军，他们淡然迎接死亡，数万百姓的睢阳城，最后只剩下了400人。

没过多久，叛军终于攻进了睢阳城，张巡往西遥拜：“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随后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毫无惧色、慷慨赴死，终年四十九岁。

对于张巡在安史之乱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杜牧曾在《上宣州高大夫书》中这样解释：“张巡......以兵九千守睢阳城凡周岁，拒贼十三万兵，使贼不能东进尺寸，以全江淮。”在中原沦为一片焦土的情况下，正是依靠江淮地区源源不断提供的物资，唐肃宗才得以在长安、洛阳军落入敌手的情况下，最终反败为胜、击败了叛军。

因此，当听说睢阳城内发生的事情后，虽然有些朝廷官员指责他们泯灭人性，但大多数官员以及唐肃宗本人，都对张巡高度肯定。后来，唐肃宗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并优待他的儿子。唐代宗、唐德宗、唐宣宗三位皇帝，也都曾先后褒扬张巡的功绩，甚至将其绘像凌烟阁。

后世历朝历代也给予了张巡无尽的荣誉。宋朝尊许远、张巡为“保仪尊王”、“保仪大夫”;到了清代，则把张巡的塑像请到太庙中，成为四十一位陪臣之一;而我们熟悉的柳宗元、韩愈、杜牧、文天祥等文人志士，也都对张巡不吝溢美之词。

人们时常有这样一种心态：身体上享受着牺牲者带来的庇护，口头上却要以所谓的道德优越感指责牺牲者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病，得治。

就像司马光愤怒疾呼的那样：“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和平年代，常把张巡这种老实人压在底层、弃之如敝履;面临国难时，却又把他们当成了救命稻草，推到对抗强敌的第一线。善者的不幸，往往意味着恶人的大幸，这种情况，不能屡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