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秀网 > 风云人物 > 正文

历史上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是如何看待儒家文化的?

楚汉争霸后刘邦战胜项羽并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下去。

“火于秦”,“黄老于汉”,被认为是儒家思想遭遇的“两厄”。

焚书坑儒的确是对儒家的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但将“黄老于汉”视为儒家之“厄”则 言之过重。

在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的同时,并未完全黜儒,并且儒家也在与诸家思想的蹬撞中产生许多不同于前代的新质。

这就更符合时代的需要,并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了准备。

汉初历经战乱,民生凋敝。“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民无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骝,而将相或乘牛车”。

并且,汉朝君臣目睹秦“繁刑严诛,吏治刻深”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因此,“君臣俱欲休息无为焉”。

在这种形势下,从先秦道家演变而来又吸取诸家思想的黄老思想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统治者治国的主导思想。

“(高祖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儒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不过在以黄老为主要治国思想的同时,从汉高祖至赛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并且儒生的合理进言也常被采纳。

一:汉代儒家思想的新变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盛赞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实汉代的儒学也受到时代的影响,吸取诸家之长,为己所用,从而更符合时代要求。

陆贾是汉初儒家的代表。陆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他首先提出“马上”、“马下”攻守异术的看法。建议高祖以儒家仁义道德治国。

《新语》即是替高祖总结历来兴亡存败之由的书。此书本于《谷梁传》,中心思想仍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其中谈及 “仁义”、“德政”的句子俯拾即是。

如《道基》言:“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仁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

《辅政》说:“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涂,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以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酸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

然而从本书中,却也不难看出受黄老道家影响的言论。

《无为》有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慎微》说:“绵绵漠漠。以道制之,察之无兆,遁之恢恢,不见其行,不睹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论思天地,动应枢机。俯仰进退,与道为依。”

《至德》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这里的“虚无寂寞”、“无为”都是道家喜用的词汇。

另外清静无为本也是黄老思想,陆贾显然加以吸收利用。

贾谊是汉初另外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想者,文帝初,召为博士。

他青年奋发,锐意改革。“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圃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革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由是受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思想也是儒家为主,兼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道术》一文体现出黄老思想的影响,其中有言:“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

《新书·制不定》言:“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以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认为刃不折则缺耳。”

贾谊认为仁义和法制都是治国的工具,足见其思想中的道、法思想。

二:儒生的地位

1、汉高祖时期

汉高祖是一位流氓气十足的君主,其对儒生的无礼是出名的。“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则解其冠,溲溺。与人言,常大骂”。

但如果据此断定汉高祖黜儒则失之偏颇,作为一朝开国之君,如仅以一已好恶来取舍人才是不可能成就帝业的。

事实上,从刘邦身上并不能看出明显的思想倾向,只要是有利于兴汉的策略,都为其所用。

高祖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之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但当郦生言及“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时,“沛公辍洗,起摄农,延郦生上坐,谢之”。采纳了郦生先占陈留的策略。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并攻取荥阳。刘邦处境严峻,最后采纳郦生之言才战胜齐王,郦生一生为汉朝建国立下汉马之功,所以“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

高祖身边另一位儒家重要人物是陆贾,他先后在高祖、文帝时出使南越。

汉朝建立后,“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高祖要求陆贾著述秦失天下和自己得天下的原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虽然陆贾的《新语》中夹杂黄老思想,但其主旨仍是儒家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初儒家对社会的一定影响。

吕后擅权时,陆贾为右丞相陈平献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

此计被采纳并最终平定诸吕,陆生也籍此声名鹊起。

高祖平定天下后,群臣饮酒争功,高祖以此为患。叔孙通进谏:“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汉朝的礼仪虽与时俱进,但毕竟颇采古礼,有不少传统儒家礼的成分。

由此可见,高祖时期儒家思想并未被废止,并且还对建国安邦中起到积极作用。

2、文景时期

铲平诸吕势力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是为孝文帝。

之所以迎代王,因其年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这一评价,完全是儒家的标准。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但纵观文帝所为,似不能据此轻率 判断。

如孝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辞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囔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虽然最终立了太子,但文帝口头称说的还是从孔子时代就称道的禅让。

其后,立太子母为皇后,“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这让人想到《礼记·礼运》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此外,文帝还除秘祝,除收帑相坐律令、肉刑法及诽谤袄言之罪,出孝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人等,都是儒家所称道的仁政德政。

他对淮南厉王刘长及刘濞的态度也很仁慈,暗合儒家的亲亲观念。

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文末以“仁”赞之:“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乡改政服封禅矣,谦谦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景帝在位十六年,先后用丞相四人:陶青、周亚夫、刘舍、韦绾。

陶、刘二人事迹不详,而韦绾也不是黄老思想的拥护者。他还曾上书武帝:“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而申、韩之学,皆归本于黄老。

景帝时期,其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同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游”。“兰陵王臧既受诗, 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

儒者韩婴也为常山王太傅。太子少傅对太子的影响很大,而儒生能在景帝时担任这一职务,可见“不任儒者”并不确切。

景帝时期还发生了著名的儒道论争,崇尚刑名之学的黄生言:“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作为儒家代表的辕固生则坚决予以否定。最后还得到了景帝的支持。

汉文帝之妻、汉景帝之母窦太后

3、窦太后时期

汉初是外戚干政比较严重的时代,从吕氏家族、窦氏家族到后来的王氏家族,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汉代政治。

窦太后的影响从景帝一直到武帝建元六年,不过窦太后不像吕后那样刚毅狠毒,直接 把持朝政。

史书多载其好黄老之言:“窦太后好黄老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

不过即使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仍然在上层社会存在,并影响政治。

窦太后爱其少子梁孝王,意欲立为太子,大臣及袁盎等以“汉家法周道立子”相劝阻,太后也只得作罢,说明黄老思想并不能一统天下。

另一件著名之事是赵绾、王臧被黜,但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并非思想倾向之争,而是“建元二年,御使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要求直接剥夺窦太后的政治权力。

景帝时期,因欲立梁孝王一事,魏其侯直言不讳,激怒窦太后而失官。但吴楚叛乱时,景帝要重新启用窦婴,太后也觉惭愧。

另外,魏其侯、武安侯俱好儒术,虽然很让窭太后不满,但二人仍然活跃于景帝、武帝时期。

这固然于其外戚身份有很大关系,但也由此不难看出,窦太后的个人思想倾向对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作为高层统治者,往往还是要以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