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北伐其实共有四次，问题在于高宗北伐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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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绍兴四年至十年(1134-1140年)的“岳飞北伐”;第二次是隆兴元年至二年(1163-1164年)隆兴北伐;第三次是开禧二年(1206年)的开禧北伐;第四次是宋理宗端平元年的“端平入洛”。

第一次又可细分四小次，这次北伐其实并非岳飞主持。以第四小次北伐为例，战线西起川陕，东至大海，绵亘几千里，西路为吴璘、郭浩、杨政等，东路为官阶资历都在他之上的韩世忠，中路除了岳飞，还有张俊(曾是岳飞上级)和刘锜，后来又来了杨沂中(统帅高宗亲兵，高宗最亲信武将)，这些人当然无一是岳飞所能节制的，不仅如此，中路军因将帅密集还设有文职帅臣协调(李若虚)，所以“岳飞北伐”其实是“高宗北伐”。

这时朝野君臣民众北伐意志较统一：北方流民、逃亡人士固不待言，南方因刚刚被金兵“搜山检海”洗劫，深知倘若任由金、伪齐饮马长江，自己迟早成为刀下鬼，朝臣中除秦桧及其死党乘隙上个“兵微将少，民困国乏”(罗汝楫奏)的本阻挠一下，对北伐阻力很小。更重要的是高宗本人一度有较强北伐意愿。

高宗一度热衷北伐，一是希望解除金/伪齐直接威胁，以免再被赶到海船上吃苦，二是不能容忍刘豫这个家奴称孤道寡，三是生母韦氏还在北方吃苦，因此前三次北伐期间他对诸将十分宽容，西路吴玠、东路韩世忠之上一直未按“祖宗家法”设置帅臣节制，中路岳飞也百般呵护，张浚和岳飞不合，他调走前者，岳飞母亲去世后要守孝三年，他想方设法逼岳飞提前回任，第四小次北伐是“全国一盘棋”的总体战，若非高宗想打，岳飞无论如何打不起来，且战时岳飞所在的中路军，张俊、杨沂中都在事实上给岳飞当配角、打下手，若非高宗出面，岳飞这个“青年干部”哪有这么大面子。

问题在于高宗北伐的目的是有限的：取消伪齐，恢复江淮一线的安全纵深;以战迫和;迎回太后，三条未达成前他比岳飞都积极，一旦达成就相反——继续打下去不但有可能战败，且即便战胜也可能会迎回哥哥宋钦宗，因此他迅速从北伐搭台者变成拆台者，纵然其它因素仍然继续支持北伐，高宗不同意，北伐最终走向也就只能失败了。

第二次北伐因为刚刚经历了秦桧专权和完颜亮毁盟差点渡过长江灭亡南宋，因此君臣朝野对北伐的认识较充分，支持度也较高，甚至可以说气氛比第一次还好(宋孝宗坚决支持北伐，大臣中几乎没有公开反对北伐的，民众和士大夫支持度也比较高)，但主帅张浚却是个问题人物，他在高宗时代多次被委以重任却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川陕擅杀大将导致最精锐的陕西兵元气大伤，整个关中几乎全部沦陷;在襄阳和岳飞不合;在淮南逼反郦琼，导致几万百战精兵哗变。

他和一线武将间的关系十分恶劣，口碑也比较差，因此无法胜任调和一线将领间分歧、统一指挥的统帅之任，结果最重要的前线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彼此拆台，在大好局面下打出个符离之败，这一仗给南宋君臣、尤其士大夫留下严重阴影，此后”持重“替代”恢复“，成了”朝论公议“，后来再谋北伐就很难做到认识统一，君臣同心了。

第三次北伐的主持是权臣韩侂胄，他本就因专权和排斥异己不为朝论公议所容，北伐带有立功以巩固地位权力的私心，准备既不充分，内部支持度也不高，真正支持者只有少数恢复派人物和北方流寓人士，其中部分支持者还心怀叵测，希望他搞砸借机弄掉他取而代之，被他整过的理学派更是“逢韩必反”，加上此时北方金朝已逐渐巩固，中原士民经过几代之后，以宋为宗主的正统观念渐淡，宋军也并无必胜把握，结果几战不利后以阴谋起家的韩侂胄被史弥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死，宋宁宗本来也没有什么抗金积极性，也就顺坡下，甚至闹出把韩侂胄首级函送金人的耻辱来。

第四次则是最缺乏统一认识的：宋金当时有同盟条约，且金在南迁后一般也信守了盟约，宋毁盟助蒙古攻金不但有违反信义之嫌，且助强攻弱，自拆藩篱，当时金朝君臣和宋朝内部许多人士都担心南宋重蹈北宋徽宗毁盟助金灭辽的覆辙，因此入洛前的和蒙古联兵攻金就有很多反对意见。

攻金取胜，虽然大头好处被蒙古拿去，但宋朝好歹也得到不少(金哀宗的部分骨头，多名金朝辅政大臣如权参政张天纲等俘虏，以及部分北宋失地，最重要的是可以宣告洗刷了靖康之耻)，宋理宗和右丞相郑清之忘乎所以，在赵葵、赵范兄弟等好大喜功边将怂恿下试图“踞河守关”，收复被金和蒙古遗弃的中原失地和河南府、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开封府“三京”，“还谒旧陵”(北宋皇陵)，但此时的中原已满目疮痍，根本无力养活大量兵民，而南宋军力、国力弱于蒙古，国内更没有广泛的北伐支持氛围(江南承平已久，朝野也普遍缺乏北伐信心，中原经过数代普遍对宋感到陌生冷淡，许多汉族人甚至把已灭亡的金当“故国”(如被俘的张天纲，“九公”之一的武仙，词人元好问等)，加上刚刚灭金四个月就不顾和蒙古间的盟约擅自出兵中原，在外交上也理亏，结果蒙古一翻脸，北伐的空中楼阁一触即溃，连趁火打劫弄来的灭金战果也丢了个七七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