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权分裂是因为孝文帝迁都吗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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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迁都是服务于战略需求的，其旧都满足不了南征的需求，故在北方趋于稳定以后，进行了都城南迁，成为进攻南朝的前沿指挥所。有人认为北魏迁都是造成分裂的根源，其实迁都是独立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这个决策并不等同于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所以北魏迁都被误解了。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乘南齐武帝病逝的机会，率军由首都平成(今天的山西大同)出发，开始南征。而军队行至洛阳遇上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北魏的军队里，核心主力就是鲜卑的贵族子弟，这些人表达出不愿继续南进的诉求。孝文帝心里清楚，一支心怀不满、疲惫不堪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就同意了将士能的诉求，但也提出了条件，贵族子弟同意迁都洛阳，便可罢征。
这个条件由前线传至朝堂，这些贵族子弟的父亲基本上都是在朝的大臣，得知儿子前线受到的苦累，也就勉强同意了孝文帝的条件。前线的贵族子弟则更是不愿意吃这个苦，都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在大部分贵族眼里，只要不打仗，迁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孝文帝迁都的潜在战略其实还是为了南征。所以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迅速增加，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
迁都之前的大背景——汉化改革
孝文帝时，北魏政权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这个制度建设的主题就是汉化，之前的每一个掌权者，都希望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发展成为汉人政权的模式，他们认为汉人政权是先进的代表。尤其是孝文帝时期冯太后的改革最具代表性，比如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的官员班禄制改革。
在此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是没有俸禄的，所以就演化出官僚阶层的不正规收入，比如战争劫掠、霸占土地，这些不正规收入却一直未受修正，成为一种潜规则。且战争逐渐停下，劫掠战利品的机会越来越少，官僚阶层便将魔爪伸向民间，从人民手中榨取收入，这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伤害。
冯太后的班禄制改革就是参照汉人政权的俸禄制，从民间获得税收来支付官员薪水。与税收相辅相成的，则是土地改革，政府将土地分给人民耕种，然后收取土地税、农业税。为了发放和划定土地，还需要进行人口普查、户籍整理、耕地丈量。为此，冯太后在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创立“三长制”，即在县以下设立三级村民机构，让他们负责户籍和税收管理。
在思想上，北魏的崇佛尚儒既有鲜卑特色，又是汉化的重要表现，抛开佛教不谈，北魏皇帝扶持儒家文化，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礼仪的运动，儒教的发展甚至超越南朝。在政治上，由于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影响，很多贵族集团企图控制政权的话语权。北魏则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控制，比如冯太后时期拓跋氏禁止通婚的法令，所以说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汉化运动的鼎峰，这也就将北魏内部贵族之间的矛盾加深。
为何这么说呢?比如班禄制，原先贵族们可以通过战争、土地兼并的方式，豪取强夺;改革之后则以固定的“工资”发放，必然造成贵族的财富缩水。这种财权的掌控，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主题—加强中央集权，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上的打压，权力的分解与收回，这当然是鲜卑贵族不愿接受的。
“虏姓”者，魏孝文帝迁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属，或诸国从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并号河南洛阳人。——《氏族论》
冯太后去世以后，孝文帝亲政，继续推进汉化改革，但孝文帝的改革并不成功。因为他触动了鲜卑人的“意识形态”，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我们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改革保留民族特色的才会取得成功，比如清朝，他们不会变动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而孝文帝的这些改革偏激进，且现实意义不大，可以说是为了汉化而汉化。这就更容易激起鲜卑人与中央朝廷的对抗，也正是这些对抗，才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
迁都洛阳
孝文帝的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迁都洛阳的意义却很大，历史课本里将迁都洛阳一并看做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迁都之事不是为了汉化，而是服从于战略需要。
北魏首都在平城时，南北两大政权之间的地理错位相当严重，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北魏定都平城与其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时北魏的对手主要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北魏统一北方后，战略目标也就南移，而平城至南方的战线过长，这个问题就影响到北魏的国家战略。
北魏从平城南下时，必须首经太原，由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这一段距离约一千五百多里，前面说过，孝文帝的南征军遇到过大雨，而即便是没有遇到大雨，这么长距离的行军，翻越崇山峻岭，也足以消磨一支军队的意志，而且这一千五百多里，连国境都未跨出去。所以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兵力优势明显，却大都因为战线太长，指挥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而且由于平城太靠北，在其灭亡后燕以后，燕国流亡者在今天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名叫南燕的小国，这就说明北魏的“手太短”，控制力相对较若。由于北魏出兵不便，反而让南朝宋武帝刘裕近水楼台，北上抢占了山东。这也是南方政权向北渗透的最远边界，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如果当时的首都就在洛阳，完全可以沿黄河向东出兵，山东能够落入谁手就不一定了。
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是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借助迁都，扩大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得辐射范围，从而巩固北魏的东、南疆土;二是此为基地，缩短向南征伐的战线，提高补给和指挥效率，这里缩短的可是一千多里!
迁都与北魏政权分裂的关系
在迁都洛阳两年之后，北魏开始南征，这一次南征体现了迁都的效果，北魏于襄樊一带取得较大胜利。后来战争进入一段相持，随着指挥效率的提高，北魏在涡阳(今安徽亳州内)之战中能够转败为胜，这都说明迁都对于南征战略的促进作用。但较为戏剧的是南朝齐明帝在这个阶段去世，北魏孝文帝以“礼不伐丧”的教条主义礼制思想停止了征伐，引兵而还。待南朝齐办完了国丧，才又一次南下，这里可以说是封建礼教害人不浅，孝文帝在这一次御驾亲征中暴病而亡，从而也就彻底终止了南征。
由此可以看出，迁都洛阳从战略上没问题，与迁都相比，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改革才是问题的关键。与改革相对应的就是保守势力，这些鲜卑贵族组成的保守集团，不仅于内阻碍改革进程，而且将孝文帝视为攻击对象。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愈发严重时，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了军事。魏孝文帝之后，北魏政权内部纷争不断，这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北魏末年席卷北方的那场大骚乱。
整个北魏时期，除与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敌人作战外，在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对手—柔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大力打击柔然民族，花木兰的故事就是以北魏与柔然的战争为背景，最后北魏将他们驱至漠北。并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以阴山山脉为基础，建立了六大塞防军镇，即武川(今内蒙武川)、抚冥(今内蒙卓资山)、怀朔(今内蒙五原县)、怀荒(今内蒙乌兰察布)、柔玄(今山西天镇县)、沃野(今内蒙巴彦淖尔市)。
太武帝是鲜卑人的民族英雄，他执政时期，汉人甚至没有参军的权力，除非是在特殊时期才对汉人进行招募入伍，干一些炮灰、杂役。在六镇之中，将领皆来自鲜卑贵族，士兵也以鲜卑人为正兵，少数汉人充当杂役。当时的六镇肩负着保卫首都平城的责任，在北魏军政体系中影响力较大。而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的地位也就随之下降，更重要的是孝武帝的全盘汉化改革，严重损害了鲜卑贵族的利益，所以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和怀荒镇的造反完全能够理解，这次造反也拉动了关西到河北地区的大规模叛乱。
为镇压叛乱，北魏政府寄希望于秀容(今山西省忻州)的军阀尔朱荣。这个尔朱荣有点汉末西凉军阀董卓的影子，征召入洛阳后，先掌权另立了孝庄帝。然后开始“力缆狂澜”，他在镇压叛乱的同时，以强硬手段杀戮不配合的官员。孝庄帝倒不像汉献帝，先发制人杀了尔朱荣，但后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
这时候，尔朱家族的权力已难以控制，但最终是被以高欢为首的另一个武装集团消灭。在这些此起彼伏纷争中，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和以贺拔岳为首、以关中为核心的西部集团。贺拔岳手下有一个叫宇文泰的，这个大家都熟悉，在贺拔岳死后，宇文泰就控制了西部集团。高欢和宇文泰都未自立，他们从北魏皇族中扶持不同的人当皇帝，这才有了东魏、西魏。高欢和宇文泰死后，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成立了北齐和北周。
太和十六年，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综上，可以看出，北魏孝文帝的迁都之举实际上是服务于战略需求，这个举动可以归结于汉化改革，毕竟那是中原汉族政权最兴盛的一个区域。但这又不能完全看做北魏分解的原因，因为这个决策走向是扩大疆土，光这方面是不会引起贵族反对的，因为北魏有一套完整的宗室贵族分封体系，疆土的开拓对贵族来说并非无益。只不过孝文帝的汉化过于“迂腐”和教条主义，以至于迁都激化了内部矛盾，仿佛是造成北魏分裂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