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折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雍正为何大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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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五年,王云锦是第一名,雍正皇帝是65;年纪大了,难免会放松,找几个老友来家中打牌,打到最后一副扑克牌;第二日,王云锦向雍正行礼,雍正从袖中取出王云锦遗失的牌,并表示要带回去继续玩,这可把王云锦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夸大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无法查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雍正对大臣的一切都很了解;
雍正不爱四处走动,也不爱多言,每日都在宫中翻阅奏章与考据,足不出户便可知晓群臣,其中最大的“功臣”便是密书。
密书:是大臣与皇帝的书信,亦称皇帝与皇帝私下联络,其最大特色在于“保密”,故名“密折”。
密书有两大显著特征:
第一条:大臣们无论大事小事都能说;
第二条,上奏章的官员不需要什么官职,只要皇帝点头,七品的官员也能上奏章。
自古以来,大臣们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方法有很多种:奏、章、表、议、疏、书等,而正式的奏章则始于顺治帝;
康熙时期,密奏便已产生,但从雍正时期起,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体制。
清代皇帝与大臣们的“言路系统”,以“题本”、“奏本”为主,而在以后,由于需要而上密书。
题记:凡与弹劾、银钱、兵马、刑名有关的问题,都要用考卷,盖上印章,方能生效。
但这篇文章有两个缺陷,那就是君臣之间的沟通:
第一个缺陷,程序非常复杂:要用宋体字,要有提纲和附文,要先由内阁过目,然后由皇帝批准,然后用满文和汉文书写。如果有什么急事,很可能会耽搁。
第二个缺陷,就是保密工作太差,题目是由布政官写的,再传到内阁,再传到皇帝那里,这样做的人越多,保密就越少。比如明代的严崇,他的继子赵文华执掌通政司,凡是与严氏有关的事情,严嵩都会在皇帝之前知道,将所有的罪证都销毁,可谓是不择手段,机密度极低,很容易被权贵把持。
奏折:主要是到任、升迁、个人私事等,均用奏折,无须盖章。
文书要比考卷好,因为程序比较简单,但要经过监察院的审核,保密程度并不高。
但密折就不一样了,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自由书写,不需要摘要和附页,速度极快。最重要的是,这封信可以直接送到皇帝那里,不用通过布政司和内阁,而是由皇帝自己打开批阅,保密程度极高
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渠道,在这种官僚机构众多的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和雍正处理密函的方法大不相同,康熙在密函上非常谨慎,他曾经说过:
“朱笔御旨,都是我亲手写的,没有一个是代笔的。此次出行,我右手有疾,不能写字,只能用左手作画,不能用手。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只有我和原奏折的人知道。”
康熙是个很老实的人,凡是被他亲手批阅的密书,都会交还给自己,所以大臣们不用担心自己的奏章会走漏风声,也不会被人拿来作为证据。
但雍正却不一样,康熙去世后十四日,雍正便下了一道朱批:
“所有皇帝的诏书,都要恭恭敬敬的送上。若是抄录、保存、焚烧,日后发现,绝不轻饶,严惩不贷。”
雍正让康熙批改的奏章都要拿回去,朱批也要交给雍正,不能私藏,一旦被发现,一律严惩。
康熙在位61年,只有百余人向康熙递交了密函。
雍正在位十三年,就有上千人向雍正递交了密函。
雍正刚刚即位的时候,有资格起草密函的,就是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但如果有人受到惩罚,就会取消这个权力。
渐渐地,雍正把他的势力扩展到了提督、总兵官、布政使和学政。
而其他的官员,比如知府,比如知府,比如乾隆皇帝的赏识,都可以享受到这个特权。
雍正的特例制度,允许这些低级官员写奏章,可以指责高级官员的错误,但也不能因此而骄纵,滥用职权。
雍正曾经对群臣说过:
“让许汝密奏,不要以此为要挟,让你身败名裂。”“你的上司,千万不要失礼,这件事情,本就是大事,我没有理由在一省之内,用两三个总督。”
雍正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明代东西两厂的一些太监势力极大,朝廷里很多官员都把他们当成了义父,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其实,雍正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正因为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都有专门的奏章,所以雍正的亲信就像一张大网,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亲信。这几个人,除了充当雍正的眼线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所以雍正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当然,雍正推行“密折制度”,也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群臣,更多的是为了讨论朝中的大事:在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前,雍正都会以密折的形式与群臣商议,而不是仓促之间公布。
“密折制度”的确使皇帝权力得到强化,显得有些落伍;但皇帝和大臣们都会私下里商量朝中的重要事情,所以“拍脑子”的事情就少了很多,而且还能减少摩擦,提高工作效率。
雍正在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之前,的确是先用密函商议了一番:
比如改土归流,疏浚河道,这都是雍正和群臣们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定下的。
我们都知道,要做出一个决定,必须要快刀斩乱麻,而传统的折子要通过布政司和内阁,效率并不高,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进展之前,所有人都知道了。
而这份密函,则是直接送到了雍正的手中,雍正是出了名的勤快,但凡有什么折子,他都会连夜去查,效率极高。
对于雍正,可以这么说:一个聪明的决策者,最聪明的地方,就是他能听取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正确的结论。
此外,天文地理、国家大事、人情世故等,均可透过密折而成。
雍正要知道许多细节:
地方政务的优劣
地方官员廉洁与否
封疆大吏有没有偏袒
军队的纪律性
旱灾、水灾和农业生产状况如何
民间的风俗习惯
......
无论大小,都可以上奏章,为了让臣子们有勇气上奏,所以雍正并没有要求所有的奏章都是真的,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记录下来。
而且雍正还吩咐朝臣,不但可以上报自己在京城的消息,还可以上奏。
这样一来,雍正就编织了一张大网,无论距离多远,都能查到。
这份奏章的另一层作用,就是让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告密,这样,群臣之间就会互相监督,互相提防,不敢妄动,反而对雍正更加忌惮。
至于雍正?从这些奏章上,可以看出朝臣们的心思、心思、难处。这样一来,雍正就可以更好的控制群臣了。
例如,李卫任云南盐务总督,雍正对云南总兵马会伯的一封折子,就是这么写的:
“听说李为最近有些骄纵,品行也不如以前了,是不是?不管是什么恩怨,都要如实禀报。”
李卫任浙江总督时,雍正曾在奏章中提及:“新黄岩统领董一龙”;
大理寺卿性桂要去浙江查办库藏的钱粮,雍正让性桂看见后立刻汇报,性桂向雍正汇报杭州将军和李卫的矛盾。
田文镜也在奏章中说,李卫是个“难能可贵”的人才。
李卫是雍正最得宠的三个人,所以雍正经常要派人去查探李卫的行踪,并且不会轻易相信。
朝中的官员不但监视他人,而且还时刻受到他人的监视,而雍正呢?一个人站在高处,可以用另一种角度去观察所有人和事。
虽然他是雍正的心腹,但是雍正并不信任他,因为他的心腹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因此,在现存的清宫密宗里,雍正对群臣的考察可谓是细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也许有人要问:雍正是否需要对所有大小官员都有这样的认识?
雍正四年八月,雍正在鄂尔泰的奏章中,提到了他为什么会对所有的官员都有这么多的了解,这也是雍正管理朝政和用人的哲学。
第一条:用人是基础,哪怕是最低级的职位,也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越有身份的人,就越要注意细节。
第二个要点: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先下手为强,而是要看他的所作所为。
第三条:光看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够的,必须要注意他的未来,毕竟每个人都是一成不变的。
除了官员,雍正对当地的官员也很感兴趣。
雍正六年三月,苏州李秉忠李秉忠上报苏州,今年春雨平缓,油菜、小麦等作物长势良好,百姓生活幸福。
同年,雍正在广西学政卫昌绩的奏章上写道:“为什么地方上的所见所闻,都不上奏?”
卫昌绩当即禀告:“粤西一带,民风彪悍,有不少土豪。
卫昌绩还引用了民间传说,说本地人怕地方上的土豪,甚至比官府还要可怕。
牵制就是牵制住了地方上的一些事情,雍正让他们如实禀报,如果不上奏,雍正就会严惩。
通过这些奏章,雍正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地的民俗、生产生活、官员的生活状况。
雍正还用奏章教导群臣如何为官、为官:
例如,田文镜刚刚成为河南总督,雍正就怕他太过贪心而做了错事,于是在田文镜的折子里写道:
“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治军。但凡事都是过犹不及的,适度才是最重要的,我若不担心,只怕会急于报答,反而会错过。”
雍正想要“悠着点”,让田文镜别急。
此外,雍正还在奏章中,首先对官员的任命作出决定,然后才颁布诏书;
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群臣有个缓冲的时间,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以提前修改。
雍正不但在奏章上痛斥某些大臣,而且在奏章中也会夸奖某些官员,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雍正会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如此了解,在他看来,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或者下圣旨,都要看个人的喜好,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而保密是这一切的前提,例如雍正在李卫的一封折子中说:“请杭州将军派遣副都统傅森和李卫选的心腹,到嗣庭家中搜查;这样的紧急调令,当然不可能是一道圣旨,而是为了防止被查的人得到消息,提前做好准备。
雍正把密书的机密讲的很明白,他告诉鄂尔泰:
“至于奏章的事情,朕想了想,偶尔暴露一下就好了,但你不能露面,必须要保密,不然对你和国家都没有好处。我一定照办。”
对李秉忠说:“我从没看过你在地方上呈过什么;今后要注意查访,但要小心,不可一次做大官,如果做不到,不如不上奏。
由此可见,无论大小官员,雍正都要把奏章的内容保密得很好,特别是对那些小的大臣,更是如此。
雍正一再强调:不可隐瞒,不可上奏。
雍正为确保奏章的保密,采取了四种措施:
第一:制作专门用于密折的盒子,并配有钥匙,只有书写折子的人和雍正方可开启;
第二,奏折直接传给朝廷,不经布政司等机构
第三,朱批呈上;
第四:雍正自己检查,从来没有让别人代劳过。
可以说,雍正就是这样做的:把集权推到了最高的位置。
密报是雍正的重要手段,雍正在这方面的造诣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