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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当初固守江东52年时间 孙权为什么迟迟没有称帝

今天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孙权凭什么固守江东52年,又为何迟迟不称帝,看孙策遗言就知道了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一看。

孙权剧照

人们对三国的认知,大多来自于《三国演义》。在小说里,作者给孙权集团的评语是占了“地利”的便宜。

这句评语的确不假,但东吴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一种不健康的“人和”,这种病态式的“人和”,之后也成为西晋的噩梦,最终还是被逼出了历史舞台。

先说“地利”,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中有载,孙策在临终前的遗言是:

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

孙策的一句遗言看穿了三国走势,也成为东吴的生存法宝。在遗言中最为关键的信息,只有四个字,就是“三江之固”。那么孙策所说的“三江之固”,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利”之势呢?

我们先来看孙策死时,东吴的地盘到底有多大?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此时的江东主要是指:“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还要算上庐江。

说白了,东吴占据的江东,实际仅有东汉扬州刺史部的一大半。在《三国演义》中,作者说江东有“六郡八十一州”,“六郡”没错,不过八十一州在州与县的概念上存有争议。

三国时代,地理位置划分一般以中原为中心,长江以内为里,长江以外称表,因此,长江下游从柴桑到建业这一段,呈东北走势的地区,被称为江东,也叫江表。

具体来看,江东位于扬州,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长江以南一带。孙策死时,在东吴所控制的地域里,北临长江的是丹阳郡和吴郡,对应的江段是“扬子江”部分。

扬子江的“地利”在于军事之利,北方的军事力量要想攻击东吴,只能从扬子江渡江,而这一段并不适宜渡江作战,江面宽达80公里,被发现的几率几乎是百分百。

除了北部的扬子江,西部则是大别山、幕阜山、九岭山、罗霄山,东南则是一道天然屏障--大海。

因此,孙权的部将董袭说:“江东地势,有山川之固”,这是东吴在军事上占据地理优势的自信之处。

但是,当时北部的吴郡等地,还是蛮荒之地,农业经济并不发达。不过西部的鄱阳湖平原到东部的太湖平原这一带,河湖密布,灌溉便利,盛产水稻,面积达到了五万平方公里,有着“鱼米之乡”的美称,形成了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

这是东吴在经济上的“地利”,周瑜曾形容江东为:“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就连诸葛亮也认为江东“国险而民附”。

所以,孙策的遗言明确揭示了东吴集团之后的发展战略,即守地利以待变,不直接加入天下争霸赛,依靠“地利”取守势,静观中原逐鹿的博弈之势,不断转变自己的地缘政策,从而取得利益最大化。

孙权根据孙策的战略原则,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确实是不断地转变对外政策,一会儿与刘备联盟,一会儿又倒向曹操集团。而且当曹丕和刘备相继称帝后,他也不着急追求“皇帝”的虚名,甚至还向曹魏称臣,但在原则上,东吴则一直维持着一个独立的王国。

直到东吴实力远超蜀汉,在建安228年击败曹休后,229年孙权才称帝建国。孙权之所以如此隐忍,就是为了忠实地执行孙策的战略方针。

但是话又说回来,单靠地理优势,也不足以抵御强敌。于是,孙策还给孙权留有另一段遗言,并非是《三国演义》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这句话没有史料记载。

在《三国志·吴书》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段遗言,我们只看后半段话,意思就是让孙权大量启用栋梁之才,以保江东,这是孙策认为弟弟孙权的优势之处。那么,孙权在统治东吴方面具体有哪些政治优势呢?

东吴的政治统治是建立在两大集团的相互博弈和平衡基础之上的,这两大集团就是“三吴豪门”和“北来集团”。

“三吴豪门”指的是吴郡的四大姓,即顾、陆、朱、张;和会稽的四大姓,即虞、魏、孔、谢;以及后起的吴兴郡,周、沈两大姓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陆逊、虞翻、顾雍、朱桓、张温、周鲂等。

孙权初掌政权时,《三国志·吴书》中记载:“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这段话中的“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指的就是原吴郡和会稽郡的地方豪族。

有趣的是,东吴政权的建立者孙氏家族并不是豪门出身,他们怎么将三吴豪门收归门下呢?答案也不复杂,东汉末世大乱,靠的是拳头,出拳的人就是孙策。

孙策剧照

孙氏真正起家,靠的是孙策领着一群来自北方的“狼”杀回自己的祖籍地吴郡,用武力征服了“三吴豪门”,从他们手中抢到了江东的统治权。

那么这群从北方来的“不速之客”就是“北来集团”,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名鼎鼎的周瑜、鲁肃、诸葛瑾、吕蒙、程普、张昭、张纮等。

孙策统治了江东,也因此而被暗杀身亡,刺杀他的就是吴郡太守许贡的三个门客,可见,当时的矛盾相当尖锐。

有了孙策之死的教训,孙权执政后,为了缓和与江东旧有豪门的矛盾,故而采取了合作共赢的基本政策。所谓的“合作共赢”,其实就是让这些本地豪门处于半自治的状态,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足够独立的权力和利益,简言之,就是形成高度自给的经济形态,也就是东吴所采取的奉邑制度。

这样一来,“三吴豪门”与“北来集团”在政治上也实现了平衡,这种平衡一直伴随东吴政权的全过程,也就是开篇所说的病态的“人和”。

为什么说是病态的“人和”呢?在三国时代,曹魏、蜀汉与东吴所采取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东汉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看道德品行,这是很主观的标准,却成为汉代蔡举制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因此而培育出了豪门世家。

到东汉晚期,这些豪门世家实现了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三重资源的垄断。这也就意味着东汉的统治体系即将崩盘,在“党锢”和“黄巾”这一内一外的两个打击之下,东汉进入了分裂割据的末世。

鉴于东汉分裂的教训,所以曹操和诸葛亮走得都是法家的治国之路,目的就是为了矫正东汉的弊病,其政治取向都是“抑豪强,重实才”。

而东吴的政策,从上述的描述中可见,则是延续了东汉的政治形态,没有打破旧有的政治秩序和势力格局,而是继续豪门著姓、世家政治的形态,也因此,有学者说江东才是“最后”的东汉。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东吴所采用的政策并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曹魏建立之后,曹丕重走“经学”之路,曹魏的世家政治再次回流。尽管曹丕在用人方面开创了“九品中正制”,但依旧没有摆脱以门第出身、家庭财产及地位等进行审定人才的标准。

这种“高门”政治一直影响了之后的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直到隋唐出现了科举制之后,才逐渐改变了人才选拔制度。因此说,东吴的“人和”充斥着一种病态。

从孙氏政权与“三吴集团”的关系来看,他们谈不上什么唇齿相依,因此,孙氏政权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北来集团”,这也正是“北来集团”成员在三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

既然谈不上唇齿相依,也就意味着,孙权在经济上基本得不到“三吴集团”的支持,那以孙权为首的“北来集团”如何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呢?有两个办法,其一,就是屯田,其二就是盗墓。

因此,孙策在临终时,说孙权有能力保住江东,但与此同时,孙策前半段遗言也指出了孙权的弊端,就是“与天下争衡”,孙权远比不上自己的哥哥和父亲。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孙权在接管东吴后,虽严格执行了孙策的遗言,不仅保住了江东,还扩大了地盘,但说到以图天下,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哥哥的遗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