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盛唐文坛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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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诗，写于他人生最失意的时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一年，64岁的张九龄遭到政敌李林甫排挤，被唐玄宗贬为荆州长史。贬谪途中，清风明月之夜牵动张九龄的乡思，他怀着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望月怀远》。如今，每年中秋晚会主持人都会念到其中两句。
那一轮盛唐的明月，随诗歌穿越时空，朗照于历史长河之中，一千多年来让人念念不忘，而张九龄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同样不可撼动。
张九龄一生中有两个身份至关重要。
他是开元时期的最后一位贤相，宋人晁说之曾经感慨：“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张九龄和韩休都是敢言直谏的宰相，经常怼唐玄宗。张九龄罢相也成为开元盛世的拐点之一，此后危机逐渐浮现，直至安史之乱爆发。
他也是盛唐的文坛领袖之一，被唐玄宗誉为“文场之元帅”。张九龄一生上及初唐，下携盛唐，既是初唐诗人的继承者，也是不少盛唐诗人的“老大哥”。我们熟知的盛唐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等都受过张九龄的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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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是从岭南走出的第一位宰相。他出身粤北山区的仕宦之家，家境贫寒，却从小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自称“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叙怀二首》)。
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如此分析：“中国的士大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许多人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积极入世，欲拯救人民于涂炭之中，治理国家达到升平之世。……他们并不是不关心个人的功名富贵，但个人的功名富贵是通过实现这种理想而获得的。”可以说，在做人为官方面，张九龄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一辈子也没有跑偏。
这个来自偏远烟瘴之地的才子，一身满满的正能量。史书记载，他13岁时就敢写信给广州刺史，谈论政事。广州刺史看完这少年的来信，嘿，小小年纪说得还挺有道理，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随手就点了个赞：“此子必能致远。”
之后，通过考试和举荐，张九龄踏上仕途。宦海沉浮几十年，他最突出的无非就两点，说真话，办实事。
开元初年，唐玄宗以姚崇、宋璟为相，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一代名相姚崇身怀治国安邦之才，深受唐玄宗信任，每次玄宗见姚崇来都要起身相迎。张九龄当时的官职是左拾遗，相比之下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还是个谏官，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官场水很深，姚崇功盖一世，他的亲族和下属自然也鸡犬升天，有的人就干了一些贪赃枉法的勾当。姚崇哪里管得过来，对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自然只好听之任之，朝中很多人对此敢怒不敢言。
张九龄就不服了，直接上书劝说姚崇。张九龄说，姚相啊，自从您执掌宰相的重任，不少小人跟您讨好处，所谓“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您应该注重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好自己的亲信，不然迟早完蛋。
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姚崇读罢，也没有公开报复张九龄，却在之后故意给他穿小鞋。张九龄“封章直言，不协时宰”，这下子得罪当朝宰相，日子不好过，于是就干脆请了个病假，辞官还乡奉养母亲。这一年是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39岁，这当然不是他最后一次“因言获罪”。
回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老家途中，张九龄深感仕途无望，心生归隐之意，写下一首《南还湘水言怀》：
拙宦今何有，劳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别悔前行。归去田园老，倘来轩冕轻。江间稻正熟，林里桂初荣。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时哉苟不达，取乐遂吾情。
那些杀不死你的，终究会让你更加强大。如果张九龄就此成为深山隐士，盛唐将会少一位贤相，但这位大龄待业青年在岭南并没有闲着。
在实地考察岭南的交通后，张九龄发现扼守南北要冲的大庾岭山道年久失修，行走极不方便。他立马向朝廷汇报，建议开辟大庾岭新路，得到同意后更是亲自上阵，带领民工劈山开路，最后如期完成，并写下《开凿大庾岭路序》作为纪念：
役匪愈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责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大庾岭驿道重新开通后，从广州北上中原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史书有“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今赣州)而后水运”的记载，其中陆路的必经之道就是大庾岭。人们在岭上种满梅花，到宋代更是在岭上建造关楼，遂称为“梅关”。古驿道上的珠玑巷，成为中原动乱时士民南迁的中转站。据学者考证，岭南不少姓氏宗亲，都曾寄居于珠玑巷。这段传奇的移民史，正是始于张九龄开辟驿道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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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上一代新人换旧人，姚崇死后，唐玄宗起用另一位名相张说。张说是一代文宗，执掌文坛三十年，巧的是，他还是张九龄的老铁，便捎带着提拔张九龄。张九龄几经沉浮，在年过半百时终于攀到了宰相的位置。
张九龄身居相位，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恪守的是“报恩非徇禄”、“高节人相重”的信念，堪称一个有风度、有气节的帝国官员。就连玄宗也佩服他的偶像气质，后来有人举荐官员，唐玄宗经常会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
张九龄辅佐唐玄宗治理江山，广开言路，改革弊政，主张任人唯贤，以民为本，尤其是轻徭薄赋，重农桑。
封建王朝的所谓“太平盛世”，不外乎就是劳动人民吃得饱，社会基本稳定， GDP持续发展。那时老百姓没得上网追剧，没得打游戏，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就是盛世。史书中对开元盛世的记载大都离不开对农业生产的描述：
“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元次山集》)
“是时海内赋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新唐书·食货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忆昔二首》)
张九龄重视农桑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一年冬季，唐玄宗到洛阳过年，突然心血来潮，改变次年二月回京的主意，与宰相商议立即启程返回长安。皇帝出一趟门那可不得了，沿途大队人马护驾，各级官吏迎来送往，就连老百姓也得被迫参与其中，好不热闹。如此势必会影响百姓正常生产作息。
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认为不妥，说：“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眼下农民正在收割庄稼，如果皇帝此时回京，肯定会扰民误农，不如推迟返程的时间。只可惜一旁的李林甫为了讨好唐玄宗，不顾百姓利益，劝说玄宗不必再等。唐玄宗听了他的话，即日便启程回长安。
张九龄体恤民情，不仅在于关心民生疾苦，还在于个人的廉洁奉公。
张九龄担任宰相后不久，唐玄宗赏赐他一幢豪宅。第二年装修完，张九龄看到这座官邸太过豪华，不愿接受如此厚爱，就向唐玄宗呈上一篇《让赐宅状》，请求退回皇帝的奖赏。
这篇《让赐宅状》大意是说，我张九龄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过惯了简朴的生活。我家中只有十几人，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纵有住宅百间，睡眠才需几尺?纵有腰缠万贯，每日能食多少?朝廷为臣修筑这么一幢高级住宅，实在是劳民伤财，臣住着也不踏实，恳请陛下收回，赐给更需要的人吧。
生活上的高度自律，表现在工作上是高尚的政治操守。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武惠妃谋废太子李瑛，而改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武惠妃是当时最受唐玄宗宠爱的妃子，后来她去世后，唐玄宗为她黯然神伤，悲痛许久，直到见到杨玉环才又焕发第二春。
武惠妃为废立太子之事派心腹宦官找到了张九龄，对他说：“有废就有兴，大人若是肯帮忙，你的宰相之位就可以长久。”张九龄一听，当面怒斥，为太子据理力争。在他看来，宫闱绝对不可干预朝廷之事。可张九龄这一骂，既得罪了武惠妃，也引起唐玄宗的不满。
相比之下，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在这件事上就是个十足的投机者。他知道武惠妃得宠，当唐玄宗问他关于太子之事时，就回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没必要问外人。
众所周知，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太子李瑛被武惠妃诬陷谋反，最终和另外两个兄弟被唐玄宗废为庶人，并在同一天被赐死。
唐玄宗变了。一代英主已经不再愿意听逆耳的忠言，而是更愿意听顺耳的佞语。对于贤能的张九龄，他是又爱又恨，他喜爱的是张九龄治国有方的才干，却逐渐反感张九龄不留情面的直谏。相反，同样才能出众而又灵活听话的李林甫更能得到唐玄宗的青睐。创业难，守业更难，谁不想舒服地过日子呢?
唐玄宗的转变，也是张九龄命运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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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不愿迎合皇帝，惹来唐玄宗的猜忌，可在当时文坛，他却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傅璇琮先生认为，“张九龄在盛唐诗坛的地位，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本身，还由于他的文学交往”。(《唐代诗人考略》)
张九龄的老大哥是张说，两人都姓张，老张就把小张认作“同宗同族”的族子。张九龄26岁时，他的诗文就得到这位一代文宗赏识，之后在官场上更是离不开张说的举荐。张说去世后，张九龄自然而然地继承了文坛老大哥的地位。
作为诗人，张九龄出生于初唐，晚年跻身开元名相，这使他成为初唐四杰、陈子昂之后，到盛唐诗人之间，这段诗歌革新运动过渡时期重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要知道，初唐最具影响力的大诗人陈子昂逝世于702年，而在此前一年，盛唐诗人王维与李白才刚刚出生。张九龄继承发展五言古诗，一扫六朝绮靡诗风，独具“雅正冲淡”神韵。因此，清人刘熙载在《诗概》一文中评价道，陈子昂、张九龄“独能超出一格，为李(白)、杜(甫)开先。”
盛唐诗人对张九龄的景仰，是后生晚辈对文坛前辈的尊敬，也是出于政治上寻求靠山、请求援引的需要。古人追求“学而优而仕”，不想当高官的诗人，着实少见。
王维就是张九龄的粉丝，他年轻时向张九龄献诗，请求为其帐下幕僚，后来被张九龄举荐为右拾遗，两人之间多有唱和。张九龄晚年处境窘迫时还没有忘记这个学生，写有一首《答王维》：“荆门怜野雁，湘水断飞鸿。知己如相忆，南湖一片风。”
另外一位与张九龄感情深厚的是盛唐诗人中较为年长的孟浩然。孟浩然比张九龄小12岁，一生仕途失意，曾为张九龄的幕僚，两人结为忘年之交，也留下了多首唱和之作。其中孟浩然那首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就是写给时任宰相张九龄的干谒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甚至就连安史之乱后历仕四朝，为大唐力挽狂澜的名相李泌，年少时也是张九龄的“小友”。
李泌是个神童，7岁就会写文章，机缘巧合下受皇帝召见，得到唐玄宗的喜爱，更有张九龄、贺知章等朝中重臣“皆倾心爱重”。如此童年经历堪称传奇，唐玄宗还特意下旨命他的父母要善加抚养。这么牛的小朋友，最爱君可从来没见过。
张九龄平时经常请小李泌到自己家中做客。当时，大臣严挺之、萧诚都是张九龄的好友，严挺之厌恶萧诚的谄媚，劝张九龄谢绝与萧诚来往。张九龄尽管一身正气，可在人际交往中也难免从俗，听严挺之的建议后也不以为然，念叨着说：“老严太严肃了，还是老萧讨人喜欢。”
张九龄正要命左右唤萧诚来见，这时一旁的李泌说话了：“您是布衣出身，因正直无私而官至宰相，也喜欢萧诚这种低声下气、毫无节操的人吗?”张九龄听李泌这么一说，顿觉醍醐灌顶，再三感谢李泌的劝说。
后来，张九龄亲自指导李泌写诗，结合自己的宦海生涯告诫他：“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
小心驶得万年船，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一场危机正向张九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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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罢张九龄相位，任李林甫为相。这被视为唐玄宗转变为昏君的标志之一。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开元前期，唐玄宗身边集结了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相，这些人都才能出众，直言谏诤。可到了专任李林甫为相时，唐玄宗已步入晚年，日渐独断专行、纵情享乐。李林甫闭塞言路，排除异己，上演“口有蜜，腹有剑”的好戏，实际上也需要唐玄宗的默许和配合。
李林甫为相后，首先借机彻底扳倒张九龄，将开元宰相的最后一股浩然正气驱逐出朝廷。
当时，与李林甫一同被任命为宰相的还有牛仙客。监察御史周子谅认为，牛仙客才能平庸，根本不适合做宰相，甚至还以民间“两角犊子牛也”的谶语指出这是凶兆。这番话传到了唐玄宗耳中，他为之大为恼火，宰相是朕任命的，哪里轮到你插嘴。
愤怒的唐玄宗命人在朝堂之上杖责周子谅，将他打得死去活来后，贬到偏远的地方为官。周子谅一介文弱书生，经不起折腾，走到半路上伤重而死。周子谅含冤而死，对朝中众臣形成极大的威慑，他们再不敢对唐玄宗说真话，“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这事儿还没完。周子谅获罪，李林甫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摸透了唐玄宗的心思，知道皇帝正在气头上，就从中挑拨，说周子谅是张九龄举荐的，必须追究张九龄的责任。
因此，张九龄被贬荆州。他一生三起三落，这是最后一次被贬，从此一蹶不振。贬谪途中，张九龄不仅留下代表作《望月怀远》，还写下了组诗《感遇十二首》，感慨自己潦草收场的朝官生涯，其中第一首诗曰：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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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开元的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在不经意间预言了一场灾难。
安禄山出身营州杂胡，早年投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官职低微，为人狡诈。一次，安禄山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奏事。张九龄见到这个幽州来的胖子，似乎察觉到了些许异样，对同僚说了一句惊人的预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张九龄偶然间收到了张守珪的报告，其中说到安禄山在与奚族、契丹的作战中有罪，依军法处置应该执送京师处死。张九龄当即做出批示：“春秋时期司马穰苴出征，处死误期的庄贾;孙武练兵，斩杀违令的妃嫔。张守珪的军令一定要执行，安禄山必须死!”
唐玄宗得知此事，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是一个人才，就将他赦免了。张九龄再三上奏，认为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请求玄宗依法处置，以绝后患。唐玄宗不乐意，说：“你不要因为王夷甫识石勒的典故，就误害了忠良。”王夷甫是西晋官员王衍。五胡乱华时的羯族豪强石勒14岁时曾在洛阳当小贩，倚在东门长啸一声。王衍听到后，认为此人将来必是祸患，要将他杀掉，却未能得手。
那时的唐玄宗，绝对想不到安禄山会给大唐带来怎样的祸害，为自己带来怎样的恐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亡到四川，蜀道的铃声唤醒他沉睡的记忆，才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忠告。那时，距离张九龄去世已经过去15年了。
后悔不已的唐玄宗从四川派使者前去张九龄的墓前祭奠，并抚慰他的家属。他深深怀念自己的最后一位贤相，但开元盛世，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