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宰相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 唐朝时期为何只是三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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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时，宰相大多只是正三品官，那么一品和二品岂不得上天?如果单纯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但如果想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搞明白背后的政治逻辑，那咱们得花点功夫了。

首要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

在很多朝代，同一个人的官品与职务并不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品级很高，但也许在行政体系中的职务处于中流;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品级并非顶尖，但却占据着最核心的政府岗位。

以唐朝为例。唐朝没有“宰相”这一职务，但在大部分时期，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都是实际上的宰相，这就是那时的“群相制”，他们是辅佐皇帝处理朝政的最高级实权官员。

这些人里面，除了尚书仆射是从二品外，其他都是正三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一些时期，那些不是三省长官、但却担任宰相之职的官员，会被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甚至连尚书省仆射也自带这一名号)

权力最大的官竟然只是从二品、正三品，那往上的是何方神圣?说的直接点，他们大都是些荣誉类的虚职，只有待遇、没有权力。

以唐朝为例，

正第一品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王。从第一品是各类文散官、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类武散官，嗣王、郡王、国公等;

正第二品，则也包括一些文武散官，开国郡公、上柱国等荣誉爵位。从第二品里面，除了尚书左右仆射、府牧、大都督、大都护等实权岗位外，还有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光禄大夫、镇军大将军、开国县公、柱国等文武散官。

可能朋友们注意到了“散官”这个名词，它指的是“有官名、但无职事”的一类人。这一做法开始于隋朝，朝廷给那些文武重臣加上一些冠冕堂皇、词藻华丽的官名，但没有让他们掌握任何权柄，说白了就是荣誉类头衔，只是名称好看、待遇高而已。

隋朝的制度基本被唐朝完整继承，官制同理。初唐设立的文散官共分29阶，武散官45阶。

与散官相反的概念，是职事官，同一个人的职事官与散官品级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前者靠的是能力，后者的确定是看门第出身(比如开国元勋、皇室后裔)。

同一个人，可能散官的级别很高、但在朝廷里的行政岗位级别很低，这叫“行”某官，意思很好理解：高级人物姑且行使某些低级职权;

反之，散官低但职事官高，称为“守”某官，因为你的等级低却干了高级事，所以能守住就不错了。

至于待遇，则按照散官品级来确定，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同一行政岗位的两个人，由于散官级别有差异，导致薪酬相差悬殊。

那么，为什么古代会发明“品级”这么复杂的体系呢?为什么品级高的人不一定在政府中担任最高级的实权岗位呢?这其实都有讲究的。

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会存在等级。

周王朝时期的森严分封制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奴隶等级分明;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分封制逐渐崩溃，人们需要新的分级制度，孔子就提出了对人物进行分级评价的主张，比如他曾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其实这并不奇怪，儒家就是主张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他们认为这样才能维持稳定的统治秩序。

而根据史料来看，西汉时已经开始对上、中、下施行细分了，比如在《史记》里，就曾说李广的堂弟李蔡“为人在下中”，跟李广压根没法比，却因战功位居列侯，后来还升至三公。

而到了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首次把人物列为三类九等：上类三等是上上圣人、上中仁入、上下智人;中类三等是中上、中中、中下;下类三等是下上、下中、下下愚人。

不过，也许是出于不触碰敏感领域的考虑，当时班固所品评的只是那些古代的政治、文化人物，并不包括汉代的人物，跟官员品级那就更没关联了。

不过，班固的这一原创，却成了后世曹魏时期设立九品中正制的灵感来源。《太平御览》称：“九品汉氏所无，班固著《汉书》叙先往代贤智以九品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

后来，虽然九品中正制慢慢崩溃，但历朝历代都沿用了对官员进行品级分类的制度，也许具体细节有所不同，但这一概念可谓深入人心。毕竟借用现代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这可是意味着“尊重与自我实现”，代表着人类最高的两级需求啊。

那么，为什么隋唐开始会出现品级与职务不挂钩的现象呢?这源自皇权的需要。

曾几何时，中国古代官员的尊贵程度、权力大小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在东汉之前，“三公”代表着最为尊贵、同时也是最有权力的职务;

比如在周王朝时期，太师、太傅、太保“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啥国家大事都会参与，协助周天子辅政，是那时权利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荣耀与威望的官员;

秦朝时，左右丞相(相国)位高权重，李斯几乎是一人之下：“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

西汉时，为了强化皇权，相权被持续削弱，“三公”具体指代的岗位也经常变化，形成了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并立，行政、监察、军事制衡的体系。

后来，太尉被改设大司马，御史大夫被大司空取代，丞相改名为大司徒，形成了这三者并驾齐驱的高级官僚体系。

然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在最尊贵的官员手中，这对皇权造成了极大冲击。西汉末年，掌权的王氏外戚几乎垄断了大司马、大将军等权贵职务，身份与权力高度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让王莽篡汉显得顺理成章。

因此，在刘秀光复汉室后，为了加强皇权、杜绝高官擅权现象重演，他对中央官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三公从实权职位变成了虚职：“虽置三公，备员而已”;而三公原本负责的工作，则交给了尚书台。值得注意的是，三公的俸禄是每人每年万石粮食，而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只有一千石，是前者的十分之一。官位高的没权，有权的官位低，以此来消除权臣篡位的风险。

因此，东汉末年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看着牛气冲天，但在手里有兵的边将董卓面前显得像个弟弟。

而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权臣谋朝篡位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理合法，那些篡位者经常一股脑地给自己加上最牛的头衔，这段时期，品级与官职再度挂钩。比如两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已成了社会现象。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左传》早就点出了帝王把控权力的最基本前提，如果让臣子兼具了名声与权柄，无疑是皇权的巨大威胁。因此，以权臣篡位起家的隋朝推行了品级与职务脱离的制度，让尊贵的官职没权、有权的职务地位低，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扼杀了权臣的生存空间。只可惜，唐朝防住了权臣，却因皇权的无限膨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也许这就是封建制度压根无法解决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