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藩王是什么由来？推动了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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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天灾不断，苛捐杂税不断，迫使各地百姓流离失所，而朱明皇室却不恤百姓，依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正月，横扫北方的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就藩于洛阳的福王朱常洵仓皇出逃，藏匿在西郊迎恩寺。朱常洵乞求老天开眼，能让他逃过此劫难，但对他恨之入骨的百姓可不会饶过他，有人向起义军告密，起义军顺线索将朱常洵抓获，当场处死。

被处死的明朝藩王不止福王一个，在明末时期，贪官污吏之外，各地藩王最为百姓所痛恨，而借着起义军的冲击涤荡，百姓必欲除藩王而后快。

明朝的藩王是什么来头?又做了哪些事情，令百姓如此痛恨于他们呢?明朝分封藩王的由来

朱元璋创建明朝后，随着元朝势力的北去，长城以内再无外敌威胁，但边境仍然不太平，为防止北元卷土重来，亦为防止功臣功高震主，明太祖朱元璋重拾分封制，大封同姓诸王，先后分封24个儿子为王，他们的封地大多在全国的名城重镇。

洪武年间，诸王不但拥有较大的军事权力(明制：皇子封亲王，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诸王》)，还能对地方行政长官进行节制，权力相当大。

随着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成功后，为防止再有藩王有能力效仿自己，明成祖朱棣便接过建文帝的“削藩”大棒，继续削弱诸藩王，通过迁封、削减王府护卫、解除诸王军事指挥权等方式，削夺诸王军事权力，经过朝廷的削藩和日加严苛的藩禁政策，藩王基本上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作为利益交换，潘王的经济特权日益增强，逐渐引发了社会问题。

靖难之役藩王制带来的危害禄米的供给，加深了明朝的财政负担

明初，朝廷赐予各地藩王大量禄田，洪武二十四年，收回禄田改为“禄米”，每年都按制赐予藩王禄米。

本来禄米制，是朱元璋减少藩王与民争地的利民举措，但时代的变迁，这项措施却变了味道。

洪武年间，老朱家拥有亲王、郡王、将军等爵位(职位)的人，共有49位。经过繁衍，二百年后，隆庆帝时代，发展到28924人，增长数百倍。而整个皇族人口，在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总计10万人，七十多年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衍生为15.7万人，光宗时代(公元1620年)，又突破60万人。(《神宗实录》)

人活着就要吃饭，随着皇族人口增加，每年朝廷拨付的禄米也随之呈几何倍增加，尤其是藩王分布较集中的省份，如河南、山东、山西等省份，明中后期藩王禄米总数比明初增加数十倍。明初，山西藩王禄米总数为万石，嘉靖初年为87万石，嘉靖末年增加到312万石。而当时该省存米只有152万石，不足王府禄米一半。河南、山东的情况也很糟糕。(《世宗实录》)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上书：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蕃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明史.诸王》

藩王岁供禄米数量的激增，给明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朝廷已经无法如数按期供给，但又不能不给，于是便向农民摊派，增加农民的粮米上缴额，从农民本已所剩无几的口粮与种粮中，再刮些出来，进一步将农民们推向死亡的边缘。土地的兼并，导致流民问题日益严重

众所周知，明代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皇帝带头兼并土地，设置有大量皇庄。上行下效，随着皇庄的发展，藩王庄田也日益增多。

而王庄土地来源，主要是皇帝的赐地。据《明实录》记载，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历代皇帝基本上都进行过大规模赐地，土地少则百顷，多者数万顷。

王田另一个来源是占夺和投献。占夺就是抢占农民土地，投献有两种形式，一是将自己的土地献给藩王，以求庇护，一是由权贵的豪奴或地方恶霸妄指民田为官田、荒地，将其进奉王府，结交藩王，获得重奖。

例如：《陕西通志》记载，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属有庄田8900顷以上，还占有483处，桑园3处。楚王、韩王、肃王等占有庄田均有数万顷，仅佃户就有数万人。河南的土地被周王、赵王、郑王、唐王、潞王等占据大半，农民流离失所，明神宗还不断赐给自己宠爱的福王朱常洵土地，曾一次性赐地就达四万顷(本来想赐四万顷，受到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而减半)。

明神宗“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丶湖广田益之”。——《明史.诸王五》。

天启年间，明熹宗又赐给予惠王、瑞王、桂王湖广、陕西庄田各三万顷。但地方官实在刮不出这么多土地，熹宗竟强令摊派给四川、山西、河南共同“协济”。

经过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战乱减少，人口自然增殖，而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封建王朝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开垦过多的荒地，如此一来，便产生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就是人口多，耕地少。遇到天灾人祸，农民们为了讨口饭吃，活下去，只得将土地转给官僚、地主，以求活命，对农民来说，耕地是越来越少。在这种耕地严重不足的情形之下，明朝的藩王们还大肆圈占土地，将广大农民更加推向深渊，“官逼民反”，致命的明末大起义最终爆发。

李自成农民起义商业的参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国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皇室贵族们也抛弃“重农抑商”传统，争相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去。

虽然明初，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员，不得放债”，但藩王们还是不顾祖制，争先恐后地参与商业活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私往交趾境内买卖，交通外夷”。天顺年间，江西宁王“占沿江地方，起竖仓敖，停商取利”，更为经商，而造私舡千艘之多，经营规模之大，令人震撼。

正德年间，湖广的荣王，内结宦官刘瑾，“占常德田二千顷，山场八百里，民舍市肆千余间”，巡抚韩重等官员坚持不给，刘瑾悉罢之。陕西的韩王“兼并山田市肆”，景王派官校将商业繁华之地“强收为业”，湖广地区楚王“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

经商太容易发财，使得明朝后期“无官不贾”，藩王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经商更为普遍：潞王在未就藩之前，“与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潞王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明史.诸王五》)

而福王朱常洵经商，牟取暴利，更是闻名。他以经商为名，到处横征暴敛。其人未就藩前，于京师设有官店二百余间，“兜揽客货，且停且发”。后来福王“独将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官店出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行停宿”。就藩后，“请淮盐千三百引，设店洛阳与尾市”，同时强令百姓改食淮盐，不许再食河东盐，引起骚动。(《明史.诸王五》)

藩王们经商主要倚仗特权进行，如将国家专卖的物资大幅度加价出售，或转手倒卖，充当倒爷(当然，他们不会亲自出马，而是派手下去办差)，走私偷税漏税等。藩王贵戚们以权经商，大搞权钱交易，甚至进行敲诈勒索，公开抢夺之事。

“沿街抢夺复业人民蔬菜、柴行等物，骚扰地方，民不堪命。”

——《明史.诸王五》

他们在经商过程中，仗势欺人，为所欲为，扰乱社会秩序，垄断货物，控制市场，使普通商人不能正常开展商业活动，获利之后，藩王们从不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拿来挥霍，或是置地，或是放高利贷，这些行为都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

明朝藩王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皇室血脉的繁盛，为朱氏江山的传续提供了接班人(明景泰帝、嘉靖帝、崇祯帝皆以亲王入嗣)，但藩王制度也给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弊端：无尽的供应，成为王朝背负的沉重包袱;土地的兼并，使本来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利用特权经商现象，使原本能为国家，为朝廷提供源源税赋的商业，变成了少数贵族、官僚(依附于藩王的官员)牟利的工具，不但阻碍了商业的繁荣发展，更使明王朝失去了可靠的税源。

寄生虫般的明代藩王，过着醉生梦死的奢糜生活，全然不顾王朝的衰亡，更不顾百姓的死活，不但令普天之下的百姓痛恨之，就连平定起义的官兵也对他们愤恨不已。当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即将打到洛阳时，前来救援的官兵就曾说：“府福王坐拥金山银山，一毛不拔，却让我们去替他卖命送死，岂有此理!”

布衣皇帝朱元璋当初设计这套藩王制度时，看到了它的不足，但肯定没有想到，百余年后，它对王朝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危害，藩王制让大明王朝更加衰败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