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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奸邪小人黄皓为什么没有被诸葛亮消灭?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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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天,正当三国争战最为激烈、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先主刘备病笃。刘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刘禅昏弱无能,难当大任,思前想后,实在放心不下。弥留之际,他将丞相诸葛亮召回成都,诚恳地说:“您的才能胜过魏主曹丕十倍,必能安邦定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太子可以胜任,你就辅佐他;如果他无德无能,你就废掉他,自立为帝。”诸葛亮痛哭说:“臣必定竭尽全力,效忠尽节,以死相报!”刘备又下诏给太子,嘱咐他“与丞相同心同德,要象对待慈父那样对待丞相。”

刘禅继位,史称“后主”,改年号为“建兴”。“建兴”的寓意,是昌大蜀汉,复兴汉室。这既是先主刘备的遗愿,也是诸葛丞相的毕生抱负。但是,由于后主的昏庸,加上宦官黄皓玩弄权术、媚主求荣,国势却从此日渐衰微了。

诸葛亮不负先主重托,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尽心尽力地辅佐着幼主。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见南方局势已定,北伐的时机即将成熟,决定统领诸军进驻汉中。这时的后主刘禅,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昏愦庸弱。别看他德能毫无长进,却学会了追求奢侈的生活。他经常与后宫嫔妃、宦官混在一起,对宫室、美女极为迷恋;至于军国大事则一窍不通,不闻不问。

后方的稳固,是前线作战的必要保障。而刘禅的所作所为,使诸葛亮不能不有所顾虑。临行前,诸葛亮向后主上疏,劝他多关心国事,虚心听取臣下的建议,切勿疏远自己与忠良之士的关系。告诫他:“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前汉因此兴盛;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后汉因此衰亡。先帝在世的时候,每当和臣论及此事,对桓、灵二帝的遭遇,无不痛心疾首。”

这次上疏的内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其中所指的“小人”,便是后宫中服侍后主的宦官。刘备、诸葛亮生逢乱世,对汉末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的惨祸,记忆犹新。二人都看出刘禅智能低下,唯恐他无法驾御,反被奸邪小人所左右。刘备的忧虑,仅是回想以往的教训,担心悲剧重演;诸葛亮的叮嘱,却是对宫中的情形有所察觉,有感而发。此时以黄皓为代表的宦官,在诸葛亮的眼里,已经成了后主身边的隐患。为了防患于未然,行事谨慎的诸葛亮,郑重地向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劝告刘禅,为了汉室的复兴,一定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宫里的事无论大小,都要向他们咨询,然后再付诸实施。从诸葛亮这番苦心安排上,足以看出黄皓等佞臣对后主已经构成了不良影响。蜇伏蓄恶

诸葛亮的预见和审慎,确实对黄皓起到了有效的防范作用,他特意选中的董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简直成了黄皓的克星。

董允字休昭,蜀汉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董和是蜀汉开国之臣,刚正廉洁,威望很高,与诸葛亮交谊颇深。董允很有父风,刘备立太子后,被选为太子幕宾,后升为太子洗马,为人公正而有节操。鉴于后主刘禅居于安乐,不知忧患,分不清忠奸善恶,诸葛亮便将董允举荐为黄门侍郎,主管宫内传递诏命、呈献奏章等事务,不离后主左右,随时纠正偏差、弥补不足。

董允并没有辜负丞相的期望,处处防备,对宦官的权势严加限制,对后主言行的匡正、补救也十分得体。每当后主流露出挑选民间美女、充实后宫等想法时,董允总是引古喻今,据理谏阻,绝不退让。后主因此对他十分敬畏。然而随着一天天长大,后主对享乐的要求也一天天增多,越来越迫切,常为愿望无法满足而苦恼。自幼入宫、极善逢迎而又深知后主脾性的黄皓,趁虚而入,仗着一份机灵和善解人意,博得了后主的好感,被引为生平知己。黄皓本是权欲极重的人,难免要利用各种机会,达到出人头地、平步青云的目的。只因董允对后主正色劝谏,对黄皓屡加斥责,后主无法徇私,黄皓更是心存畏惧,不敢枉为。所以董允在世的这段时间,黄皓虽然百般钻营,也只不过做个黄门丞。官小势微,纵使心中忌恨,却难以肆意报仇。此时的黄皓,就象被严冬困住的虫兽,潜伏爪牙,静静地等待着时机的转换。小人得志

延熙九年(246年),董允病卒。陈袛任黄门侍中。陈袛外祖父的哥哥许靖,是汉末名士。刘备称帝后,任许靖为太傅,做太子刘禅的老师。陈袛在许靖家里长大,少年时很有名气,但华而不实。他依靠家世声望,仗着自己多才多艺,哗众取宠,受到丞相费祎的赏识,被推荐到宫里任职。后兼尚书令,封振威将军,一时权势熏天。陈袛对后主曲意顺从,深得宠信。黄皓察颜观色,投其所好,与陈袛内外呼应,朋比为奸,从此开始干预朝政。陈袛死后,黄皓羽翼已成,由黄门丞逐渐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早已被压抑得不耐烦的黄皓,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和以往得志小人一样,他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驾御庸主、为所欲为了。

宦官黄皓

据史书记载,黄皓完全地把持朝政,大约是从景耀元年(258年)开始的。“景耀”是蜀汉王朝最后的年号,在6年当中,由于宦官专权,蜀汉的政治景象却越来越暗淡了。

黄皓大权在手,便无所顾忌地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蜀汉许多文臣武将,都趋炎附势,依附在黄皓门下,协从作恶。黄皓以威逼、利诱等手段,结纳大将军阎宇等人,网罗心腹。至于那些不屈服承顺或者政见不同的人,不是横遭打击,就是终生不得升迁。

尚书吏部郎罗宪系广汉太守罗蒙之子,自幼随父亲到蜀中避乱,少年时以才学知名,曾被后主立为太子舍人。在奉命出使东吴和后来抗拒魏军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实为蜀汉后期难得的人才。黄皓得势后,仅仅因为罗宪不愿同流合污,竟恼怒异常,将罗宪远调巴东。

秘书令却正,少年时安贫好学、博览群书,史称他文章灿烂,有古名士风度,也是蜀汉后期颇有远见的大臣,后随刘禅入魏,曾劝刘禅以痛思故乡为由,辞魏归蜀。因此深受司马昭的器重,封关内侯。就是这样的盖世之才,与黄皓共职30年,因为“既不为黄皓所爱,亦不为黄皓所憎”,所以始终得不到重用,一直做着俸禄不超过30石的小官。

黄皓由微贱至富贵,心性极为妒忌,小有仇怨,绝不放过。甘陵王刘永,是刘备的庶子,刘禅的异母兄弟,只因他从前憎恶黄皓,不假颜色,黄皓得势之后,怀恨在心,屡次在后主面前诋毁刘永,致使兄弟离间,十几年中,刘永无法入朝。

这一时期,由于诸葛亮、费祎、蒋宛董允等老臣相继亡故,大将军姜维又常年统兵在外,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主持宫省政务的大臣受到黄皓的钳制,人人自卫,没有足够的力量匡扶朝政,蜀汉的政治十分腐败,在三国力量的对比中,迅速趋于劣势。刘备、诸葛亮等人辛辛苦苦奠定的立国基础,由于黄皓的弄权,已经出现了动摇、崩溃的趋势。

大将军姜维是诸葛亮早年收服的战将,此人足智多谋,能征惯战,曾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去世前,将安邦定国、复兴汉室的大任托付给姜维,对他寄以很大希望。姜维为了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为蜀汉基业呕心沥血、辛苦奔波,成为蜀汉王朝的中流砥柱。由于他在伐魏过程中,虽然连年征战,却收效甚微;再加上他多年征战在外,在朝中缺少知音,行事十分谨慎小心。景耀初年,姜维率军北征,被魏将邓艾连连击败,还军沓中。在这种情形下,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相勾结,阴谋削夺姜维的兵权。姜维痛恨黄皓的所作所为,曾报告后主刘禅,请求将黄皓杀掉。后主说:“黄皓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小臣,从前董允恨他,我想起来就过意不去,您又何必多虑呢!”姜维知道黄皓树大根深,已经无法动摇,担心失言招祸,回到军中,以请求在沓中种麦为名,躲避来自宫廷的迫害。心中疑惧,从此不敢再回成都。

景耀六年(263年)冬天,魏国见蜀汉政治腐败、大将不能用事、民生凋弊、国力衰微,趁机大举进攻。姜维早就发觉了魏军的动向,上疏给后主说:“传闻魏将钟会在关中屯兵,准备进犯我国,应派大将张翼、廖化督帅诸军分别防护安阳关口、阴平桥头,以备不测。”

蜀汉区域虽小,但地势险要,凭险固守,纵不能谋取中原,足可以偏安一时。事势无常,或许在长期相持中攻守相易也未可知。姜维的建议,是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黄皓唯恐姜维显功,借巫术妖言蒙骗后主说:“我曾问过鬼神,神说蜀汉太平,敌人不敢入侵。”并且告诉后主不要声张。这样一来,姜维的合理对策无法实施,朝中大臣对敌情一无所知。

等到钟会发兵骆谷,邓艾进攻沓中,战报传来,朝中上下惊恐,后主刘禅这才依照姜维的建议,派遣张翼、廖化,前去援助两处要隘的守军,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邓艾趁蜀军仓惶应战、调度滞缓之机,派出奇兵,取道阴平、从背后突袭姜维的营垒。姜维本来据险力守,正面的钟会大军强攻不下,考虑到大军深入敌国,缺乏后援,粮草接运困难,原想就此还师,而姜维先前的主张,正是料到魏军主帅不敢冒兵家大忌,久留蜀地。由于黄皓深恨姜维,从中捣鬼,给邓艾以可乘之机,致使蜀汉在这次决定性战役中一败涂地。阴平、安阳关口相继失陷,姜维、廖化退守剑阁,救援成都的道路被魏军阻断。已故丞相诸葛亮之子、护卫将军兼尚书诸葛瞻率军拼死抵挡,在绵竹战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见父亲阵亡,长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冲入敌阵,力战而死。

魏将邓艾一路斩将夺关,长驱直入。蜀汉后主刘禅请降,蜀汉灭亡。

邓艾占领蜀汉后,听人说起亡国的原因,以及黄皓的奸险,便下令将黄皓抓住,押起来等侯处斩。黄皓用重金贿赂邓艾部下,竟免于一死。

黄皓这种大奸大恶之人,似乎不应该漏网。而邓艾声言诛杀黄皓,还有一层重要的用意,那就是在刚刚被征服的蜀人心中,树立仁德,以证明自己的军队是惩恶济善的正义之师。假如邓艾真的恨之入骨,黄皓岂能轻易逃脱,倘若他是落在诸葛尚手里,又怎肯让他多活半刻。

据说,诸葛亮四出祁山,无功而返,原因就是魏将司马懿用了反间之计,派蜀汉降将入成都制造谣言,借助后主刘禅身边的宦官,从中蛊惑,致使后主生疑,毫无理由地召诸葛亮回国,当时黄皓是否参与其事,虽不可考,但观其一生行事,无不处处损蜀汉以利强敌,最终的恶果与通敌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