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周厉王是什么样的?无道暴虐之君还是“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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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八四一年，在我们历史里实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年份。司马迁作《史记》时，以这一年为开端编了一个《十二诸侯年表》。这一年，也就成为我们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周厉王姬胡任用“好专利”的荣夷公做了执政的卿士，“国人”很不满，还制造了“国人暴动”;也是在这一年。姬胡最终被赶到了彘地，十四年后，死在那里。

厉王“无道”罪名的由来

也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姬胡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暴君，还给他定了两个罪名：其一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记载，称厉王暴虐，致使“国人”诽谤，于是厉王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去监视他们，有敢于诽谤，就会被杀了。直吓得“国人”们在即使在路上相遇，也只能去确定一下眼神，再不敢多说一句话了。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规劝于他，他还是不听。其二则是厉王任用“好专利”的荣夷公来敛财。

以上的暴虐行径，最终在盖棺定论的时候，给他赢得了一个“厉”的谥号。据《尚书•逸周书•谥法解》上说，“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扶邪违正曰厉、长舌阶祸曰厉。”这样以来，厉王的罪名也就妥妥地背下了，直背了几千年。

然而，历史上的周厉王真的是这样吗?周厉王谥号“厉”的由来

我们不妨先从他的谥号说起，《白虎通义疏证•右论帝王制谥之义》称“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就讲得很明白了，原来厉王的谥号是由大臣和贵族们给他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们看惯了和珅那般专拍乾隆马屁的大臣;也听说过“三家分晋”那般当着国君的面分了国君家产的大臣，而周厉王身后的又是怎样的大臣呢?那我们就很有必要从西周时的“封建制”去简单了解一下西周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君臣的关系了。西周社会各阶层及君臣的关系

西周克商以后，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自然也就成了周王室的囊中之物。根据“分封制”，周王将这些土地、人民分成一些份，分别赐予他的一些亲戚、子弟。并要他们带着他们各自的族人、周王赐予他的人民去受封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金文《大盂鼎》铭文所载的“受民受疆土”了。

《说文》称：“国，邑也。”(值得醒目的是，此时的“国”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国家”的“国”并不是一回事)国君们在“邑”的周围筑起围墙，围城内称之为“国”，贵族、诸侯的族人以及服务于贵族的小手工业从业人员居于其中，称之为“国人”;围墙以就是“野”，居住着周王授予的殷商移民、受封地的原住民，还称他们为“野人”。

何兹全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一书中说，最初的“国人”是包括了贵族的，因为贵族们也居住在“国”中。到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贵族才逐渐从“国人”中分化出来。尽管如此，还是保留了氏族民主制的影子，“国人”还有强大的社会势力，对政治问题很有发言权，而且可以参与政治活动，过问国家大事。甚至都有“询立君”，即废立君主(据《周礼•小司寇》)的权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国人中是包含了一部分贵族的;同时，“国人”们所具有的权利，自然也可以为贵族、大臣们所有了。

同时，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又是层层分封的。即天子将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又将受封的土地分成几块授予卿、大夫。这便是孔子所说的“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了。

这样层层的分封所形成的诸侯、卿、大夫都被授予一定的爵位或者官位，同时享有其受封土地上所得利益的绝对支配权。他们定期向其封建主进贡，并随同封建主进行征伐等。当然，天子、诸侯也会留下一块自领的土地，由自己的家臣代为掌管，并依托这些土地获得经济利益。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君臣关系，也不像我们所熟知的帝制皇权时期，君主对大臣们有绝对的权威，甚至是杀罚的权力。更像是一个以土地大所有者为中心的所有土地所有者共同构成的统治团体。所以，他们是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废黜厉王，进而送他一个“厉”的谥号做恶名的。

周厉王、荣夷公所推行“专利”的具体举措虽然在《国语》、《史记•周本纪》中没有做正面交代，细玩文义，我们大概可以断定，不过是周厉王将山林川泽之利收到了自己手中，使“诸侯不享”(据《国语•周语上》)。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讲，正是因为厉王“专”了山林川泽之利，侵犯了贵族、“国人”的利益，才致使了“国人”们的反抗，贵族们在其死后还不忙送他一个“厉”的谥号。

历史上真实的周厉王应该是怎样的呢?

那么，厉王君臣“专”了山林川泽之利，这个事件本身是否可以视之为“厉王虐”的理由呢?或者说，厉王君臣的“专利”，是否有他合理的理由呢?

《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称：“厉王无道，戎狄寇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多友鼎》铭又称严允入侵。以上的引文中称“厉王无道”，导致了内忧外患似乎是不太合理的。因为这种戎狄侵掠的情形是早在厉王当政之前已经出现了的，并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钱君倒以为，正是因为迫于内外交困的情形，厉王不得不四处征伐才最终落了一个“无道”的罪名才是。

如《史记•楚世家》中说得就很明白了，“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由此，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讲：厉王于周王室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中继位，通过一系列抵御戎狄侵掠战争的胜利，才暂时缓解了这一局势的每况愈下，进而促成了宣王时期的中兴。

当然，凡是战争总会有利有弊，总要难以避免导致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如此看来，周厉王、荣夷公所推行的“专利”也是无奈之举，厉王未必应该独任其咎呢。正如汉武大帝的赫赫战功，又何尝不是以国库亏空，百姓生灵涂炭为代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