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宫的宠妃对朝政带来哪些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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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不清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女子就被隔绝在政权之外。“不得干政”，成了横亘在她们与权力之间的一道天堑。且为了确保这道天堑的效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寻常夫父，男子们都想出了不少办法去限制女性。可现实有时偏偏不顺人意。不信你看，明代的宠妃，就并不是简单的妻妾。

一、出身平平却天降“大运”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因为疑心臣子谋逆而裁撤了丞相，还曾因为担心“女祸”(指女性干政或诱导帝王沉湎女色)而大改明代选秀女制度：秀女必须出自民间，且绝大多数都出身普通。从洪武年间到天启年间，“官民家女”一直都是秀女的最主要来源。一开始秀女还是从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京和北平(今北京)等多地选拔。后来这一范围逐渐缩小，最甚时只有北京一地。明代的数位宠妃，也多出自这一带。

这些被礼部从各地“发掘”，或由其父母主动为其报名的秀女，在一定时间内被聚集到京城供皇室挑选。不仅王妃基本都由此而来，就连皇后，绝大多数也是从中选出的。明成祖朱棣之后的所有皇帝，其皇后都是出身平平的秀女。

因此对明代的女子，尤其是京畿女子而言，因为朱元璋大改了选秀女制度，所以她们谁都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哪怕她们出身再普通，只要自己家世清白，人美心善，便都有可能收获天降的“大运”。

二、“严内教”制度的出人意料

可朱元璋立下秀女皆从平民出的规矩，并不是为了实现姑娘们的美梦。他青睐出自小门小户的女子，不过是因为她们地位低微，社会关系也简单。这些人又没地位又没靠山，朱元璋便得以用这一个制度“一石三鸟”，显著降低后宫干政和外戚专权的风险。

此外，这些女子出身平凡，亲眼见过甚至体会过民间疾苦。因而她们入宫，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宗室风气，教化离普通百姓很远的皇室子弟。这也算是朱元璋定下选秀女制度的一个意外收获。但后来，这些女子带来的“意外”还远不仅如此。

为了控制后宫，朱元璋订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这一举动及相关条例，统称为“严内教”。确实，对于柔弱又无权的宫女妃嫔，“严内教”在大多数时候都效果显著。她们被圈禁于宫闱，许多人至死都不能再离开。她们也不能见家人，不能见僧侣或医生，不能参与许多其他朝代的宫人可以参加的活动……

且为了分化皇后执掌后宫之权，朱元璋还借用唐宋的宫廷体制，在宫中设立由皇帝掌控的女官。这些女官同样大多出身普通，平日里也做的是些涉及衣食住礼的工作。但就是这些掌握一定实权的女官，后来和被禁锢的秀女一起，组成了明代专权宠妃的队伍。

三、明代宠妃带来的巨大影响

如果以确有其人且位高于嫔作为判断“宠妃”的条件，那么明代共有九位宠妃。她们中地位最高的，是后来成了皇后的明宣宗的孙贵妃。地位最低的，也是明成祖的权贤妃和明代宗的杭妃。其余的，皆是贵妃。

在这些宠冠后宫的妃嫔里，明成祖的昭献贵妃、明神宗的郑贵妃等是秀女出身，而明宪宗的万贵妃、明穆宗的李贵妃等，则是从宫女之位爬起。但无论起点如何，她们大多都成了明代后宫干政的典型。

反面干政典型，明宪宗的万贵妃“当仁不让”。正史对其罪行的记载，干政的内容远多于在后宫争宠的内容：“父兄弟侄皆授以都督、都指挥、千百户等官，赉赐金珠宝玉无筭，甲第宏侈，田连州县，中贵用事者一忤妃意，辄遭斥逐，而佞幸出外镇守、内备供奉者如钱能、覃勤、汪直、梁方、韦兴辈，皆假以贡献、买办科歛民财，倾竭府库而不恤，委以行事，擅作威福、戕害善良、弄兵构祸而无已……”能被史官们写成这样，万贵妃也是诸位宠妃里的“独一份”。

此外，明宣宗的孙贵妃也曾给大明造成巨大反面影响。土木堡之变后，她在初期千方百计地阻挠朱祁钰继位为代宗。虽然最后她又变脸支持，但还是打击了明对抗瓦剌侵略者的积极性，使得明朝的损失扩大。在明代宗身体不佳时，她又转向支持明英宗复辟，致使于谦等功臣被杀，景泰行政也被中断。

至于正面干政典型，明穆宗的李贵妃倒是名副其实。李氏性格正直，行事严谨，在穆宗去世后承担了教育年幼的明神宗的重任。明神宗在继位前十年的勤恳，正得益于李氏的教导。万历朝所拥有的繁荣，李氏也有一份不可忽视的功劳。

不过像李贵妃这样的贤良者终究是少数，她带来的正面影响也远弱于万贵妃之流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朱元璋当初千防万防，却还是没能防住“女祸”，没能拦住宠妃们干政的脚步。没了自由又怎样?宠妃们不也还是把在后宫的“嚣扬跋扈”演绎到了朝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