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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好友 两人最后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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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领袖。二人曾是好友,却因对变法持不同的态度而反目成仇。很多人觉得,既然观点相悖,那两者间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其实他们并不明白,在大多数时候,狗咬狗一嘴毛,才是这个世间的常态。

在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里,多有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极尽压榨盘剥之能事者,这里则不再赘述。至于司马光,其无耻和虚伪的程度比王安石还要更甚一筹,堪称是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历史上每次变法,都是在不得不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只要是变法,就必然会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变法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都是掌控权柄的人。

比如司马光。

于是在御前,出现了两幕值得玩味的对话。

王安石:让我变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也能让国库的收入增加)。新法并不会与民争利,而是把官员、豪强们刮到的好处夺走,纳入国家财政。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王安石心里真正的想法其实是:官员富商们固然要刮,但所得却还不够,因此广大贫苦百姓和中产阶级也决不能放过。

司马光:“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按照司马君实的说法,天下的财富全集中在政府和百姓手中,因此政府收的钱多了,百姓就一定要多交税,这简直就是瞪着眼睛胡说八道,把天下人当成傻子来忽悠,明目张胆地漏掉了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士大夫阶层。事实上,在历朝历代,士大夫阶层都是盘剥百姓、攫取财富的主体。百姓纳税的数量是十,落入国库的却只有一,大头都被各级官吏们瓜分了。

以名气很大的包拯为例,史学界曾有人根据包拯年收入的史料记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若按今日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换算,其年薪竟然高达两千余万人民币,难怪能够做到清廉不贪。包拯不过是从三品官,工资就已经数百倍于普通百姓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待遇由此可见一斑。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

北宋善待士大夫是出了名的,只要不造反,那不管犯什么错,贪污何等严重,最多也不过就是遭到贬黜,换个地方再当官而已,因此官员们捞起来根本毫无顾忌。不难想象,宋朝官员们家中的财物,恐怕还要数倍、数十倍于明朝的官员(其实明朝官员的财产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全国官吏的私产加起来当是一个天文数字,百倍千倍于国库的财政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笔数额庞大,在国家GDP中堪称是主体的部分,却被以聪慧著称,几岁大就懂得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给“忘了”。也有人认为,这种遗忘并非因为他的选择性失明。他和皇帝说的那句话(“天下间总共就那么多钱,要么在官府,要么在百姓。王安石想给朝廷增加收入,只能出自百姓”)其实是他的真心话——在这个无耻之徒眼中,士大夫阶层的好处是绝对不能动的,因此国库想要增加收入,就只能从贫苦百姓身上刮。这种扭曲的思维,在另一位反对变法的大佬——文彦博嘴里,表达得更加透彻,那一句“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把这批蛀虫的可耻嘴脸表露地再清楚不过。

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司马光、文彦博等所谓的“旧党”之所以反对变法,是因为观念陈旧,或者对新法压榨百姓心怀不忍,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在反对变法的人中,虽然确实存在不满新法盘剥百姓的因素,但大部分人反对的主因,还是因为新法损害到了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

司马光满嘴仁义道德,可当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百姓又已不堪税负徭役,眼看着就维持不下去,皇帝被迫要变法以摆脱困境的时候,作为士大夫的领袖,却非但没有舍小全大,主动号召官员们为国分忧(如主动要求把极高的薪酬降低一些),反倒竭力反对做任何变革,可对国家面临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只是作壁上观。当宋神宗质问他如果不变法,又该如何解决财政困局时,这个三朝顾命的名臣给出的方案竟然是——您生活上再节俭点,把这笔钱省出来!

须知,赵顼本来就是个非常节俭的帝王,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更是早就带头做表率,宫中几次“减烛”,他自己的衣服都打着补丁。生活之简朴、宫中用度之少,在历代帝王中堪称寒酸,又哪还有多少进一步节俭的空间?就算再扣牙缝节俭到极致,又还能省出几个钱?比起国家财政上巨大的缺口,怕是连千分之一都省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