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好友 两人最后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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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是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领袖。二人曾是好友，却因对变法持不同的态度而反目成仇。很多人觉得，既然观点相悖，那两者间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其实他们并不明白，在大多数时候，狗咬狗一嘴毛，才是这个世间的常态。

在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里，多有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极尽压榨盘剥之能事者，这里则不再赘述。至于司马光，其无耻和虚伪的程度比王安石还要更甚一筹，堪称是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历史上每次变法，都是在不得不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只要是变法，就必然会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变法前的那些既得利益者，都是掌控权柄的人。

比如司马光。

于是在御前，出现了两幕值得玩味的对话。

王安石：让我变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也能让国库的收入增加)。新法并不会与民争利，而是把官员、豪强们刮到的好处夺走，纳入国家财政。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王安石心里真正的想法其实是：官员富商们固然要刮，但所得却还不够，因此广大贫苦百姓和中产阶级也决不能放过。

司马光：“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按照司马君实的说法，天下的财富全集中在政府和百姓手中，因此政府收的钱多了，百姓就一定要多交税，这简直就是瞪着眼睛胡说八道，把天下人当成傻子来忽悠，明目张胆地漏掉了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士大夫阶层。事实上，在历朝历代，士大夫阶层都是盘剥百姓、攫取财富的主体。百姓纳税的数量是十，落入国库的却只有一，大头都被各级官吏们瓜分了。

以名气很大的包拯为例，史学界曾有人根据包拯年收入的史料记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若按今日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换算，其年薪竟然高达两千余万人民币，难怪能够做到清廉不贪。包拯不过是从三品官，工资就已经数百倍于普通百姓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待遇由此可见一斑。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

北宋善待士大夫是出了名的，只要不造反，那不管犯什么错，贪污何等严重，最多也不过就是遭到贬黜，换个地方再当官而已，因此官员们捞起来根本毫无顾忌。不难想象，宋朝官员们家中的财物，恐怕还要数倍、数十倍于明朝的官员(其实明朝官员的财产就已经非常惊人了)，全国官吏的私产加起来当是一个天文数字，百倍千倍于国库的财政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笔数额庞大，在国家GDP中堪称是主体的部分，却被以聪慧著称，几岁大就懂得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给“忘了”。也有人认为，这种遗忘并非因为他的选择性失明。他和皇帝说的那句话(“天下间总共就那么多钱，要么在官府，要么在百姓。王安石想给朝廷增加收入，只能出自百姓”)其实是他的真心话——在这个无耻之徒眼中，士大夫阶层的好处是绝对不能动的，因此国库想要增加收入，就只能从贫苦百姓身上刮。这种扭曲的思维，在另一位反对变法的大佬——文彦博嘴里，表达得更加透彻，那一句“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把这批蛀虫的可耻嘴脸表露地再清楚不过。

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司马光、文彦博等所谓的“旧党”之所以反对变法，是因为观念陈旧，或者对新法压榨百姓心怀不忍，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在反对变法的人中，虽然确实存在不满新法盘剥百姓的因素，但大部分人反对的主因，还是因为新法损害到了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

司马光满嘴仁义道德，可当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百姓又已不堪税负徭役，眼看着就维持不下去，皇帝被迫要变法以摆脱困境的时候，作为士大夫的领袖，却非但没有舍小全大，主动号召官员们为国分忧(如主动要求把极高的薪酬降低一些)，反倒竭力反对做任何变革，可对国家面临的困境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只是作壁上观。当宋神宗质问他如果不变法，又该如何解决财政困局时，这个三朝顾命的名臣给出的方案竟然是——您生活上再节俭点，把这笔钱省出来!

须知，赵顼本来就是个非常节俭的帝王，而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更是早就带头做表率，宫中几次“减烛”，他自己的衣服都打着补丁。生活之简朴、宫中用度之少，在历代帝王中堪称寒酸，又哪还有多少进一步节俭的空间?就算再扣牙缝节俭到极致，又还能省出几个钱?比起国家财政上巨大的缺口，怕是连千分之一都省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