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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岳飞平反的韩侂胄,为什么说他是奸臣?

今天知秀网小编给大家带来韩侂胄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看一看。

韩侂胄(tuō zhòu)(1152年-1207年),字节夫,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南宋宰相、权臣、外戚,北宋名臣韩琦之曾孙,父亲韩诚官至宝宁军承宣使,母亲为宋高宗吴皇后妹妹,侄孙女是宋宁宗恭淑皇后。韩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与宗室赵汝愚等人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官至宰相。

绍熙五年(1194年)六月,太上皇宋孝宗病逝。宋光宗与父亲素来不和,以患病为由,拒绝主持丧礼。朝野内外对此议论纷纷。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与韩侂胄、殿帅郭杲等人谋议,决定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宋光宗退位,拥立皇子赵扩为皇帝。当时,太皇太后吴氏尚在,住在慈福宫中。韩侂胄因是吴太后的外甥,被遣往慈福宫,密告谋议。他通过慈福宫内侍张宗尹、重华宫提举关礼,先后向吴太后进言,终于取得吴太后的支持。赵汝愚又命郭杲率殿前司进驻大内,进行军事布置,控制皇宫。是年七月,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宣布宋光宗退位(史称绍熙内禅),由太子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

宋宁宗即位之初,具有从龙之功的赵汝愚,开端架空同样有功的韩侂胄,而理由即是“外戚不可言功”。这时候,从前协助韩侂胄不断升官的外戚身份,这会儿就变成了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但是,毕竟是敢于发动政变的人物,韩侂胄的反击也是非常果断。当时韩侂胄还兼任枢密都承旨,负责传达诏旨。他逐渐获取宋宁宗的信任,便开始伺机打击赵汝愚。

韩侂胄遂通过内批,将监察御史吴猎免职,任命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为御史,逐渐控制了言路。他还将参知政事京镗引为同党,共同对抗赵汝愚。当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韩侂胄开端发力,用一句轻飘飘的话,就废掉了赵汝愚的相位——“以宗室之亲担任宰相,不利于社稷安靖。”从这一点上说,韩侂胄其人丝毫不是正人君子,甚至可以说精于算计,好使手段。

纵观宋史,韩侂胄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奸臣,他的“劣迹”主要有三,一是禁止理学,二是崇岳贬秦,三是开禧北伐。

先说禁止理学。朱熹是南宋时理学代表人物。面对国土沦陷、朝廷偏安的现状,作为宋宁宗赵扩“帝师”,朱熹向宋宁宗灌输“天理人欲”的陈腐之说,“正心诚意”的空泛之论,并借讲学之机,几番干预朝政,且欲排挤韩侂胄于外廷。当时赵汝愚的支持者多为理学人士,如朱熹、彭龟年等当世大儒。为了肃清赵汝愚的影响,韩侂胄制造了庆元党禁案,宣布理学为“伪学”。庆元党禁实施了6年之久,期间理学经典书籍被封杀焚毁,被列入“伪学逆党籍”的理学人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与他们有关的人士都不能做官或者参加科举。

再说崇岳贬秦。对岳飞、秦桧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争论的焦点。岳飞被赵构、秦桧迫害冤死狱中后直到宋孝宗时期,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在当时太上皇赵构的主导下,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公元1204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秦桧是在害死岳飞十四年后才寿终正寝的,宋高宗赵构加封他为申王,谥忠献。公元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的崇岳贬秦,实为其北伐抗金做了舆论准备。

最后说开禧北伐。韩侂胄主政后,朝廷中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如爱国志士辛弃疾、陆游等重新进入朝廷视野。为了建立北伐“统一战线”,朝廷对遭到整肃的道学人士采取了驰禁政策。韩侂胄更是置生死于度外,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应当说,在北伐决策过程中,韩侂胄在政治上的准备是充分的。赵宋朝廷南渡以来,由于长期偏安,文恬武嬉,不思恢复,以致武备不整、人才尽失,因此,此次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北伐兵败后,韩侂胄很快被宁宗和主和派大臣史弥远阴谋暗杀,并将其头颅送给敌国“函首传边”以邀“和议”。史弥远掌控朝廷大权后,不仅对外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复了秦桧的申王、忠献“待遇”,并与金国订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

综上而言,如果说利用权势制造庆元党禁案,是韩侂胄的道德档案上一个难以洗清的污点外,那么崇岳贬秦和开禧北伐都是值得肯定,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至少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争议。尤其是在开禧北伐中,韩侂胄起用了辛弃疾、陆游等人,让众多主战派人士有了用武之地。为了获得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他废除了庆元党禁,让理学人士重新回到权力核心。为了打赢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韩侂胄不惜倾囊而出,“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韩侂胄对当时战略局势的判定也是准确的。经过金宣宗时期的黄金时代,金国每况愈下,国力逐年衰退,曾经英勇善战的女真战士已经变得贪生怕死。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侵,迫使金国在北方边境修筑壕沟堡垒,走上了汉族王朝的老路。可以说,为了开禧北伐,韩侂胄从政治和军事上,都做好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如果能如韩侂胄所愿,将北伐坚持到底,其时打败金朝、一雪“靖康耻”可能会指日可待。史载金国之主在听说韩侂胄被杀后,曾大喜曰:“除掉韩侂胄之流,金不足忧也!”(与岳飞当年被杀何其相似)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宋史》中,卖国求荣、追捧秦桧的史弥远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复、举兵抗金的韩侂胄倒成了奸臣。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宋史》的修撰者,若非抄袭史弥远改篡的史料,就是元代理学信徒的所为。

回过头来,再看韩侂胄“被奸臣”化的复杂过程:韩侂胄被杀之时,南宋朝野上下(主要是朝廷)主张对金妥协、维持“和平”现状的政治力量正占据上风。尤其是南宋历任皇帝都安于南北割据的偏安现状。而承平日久之后,朝野上下更是痛恨主战派:因为战争使他们丧失了平静快乐的生活。所以,杀掉韩侂胄,其实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心态,更反映了那个时代南宋皇帝和臣民的怯懦、卑劣和邪恶。

相比之下,敌国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却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给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忠缪意思是说,忠心为自己的国家,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敌国这么评价,不知道南宋的朝野心里是一番什么滋味。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皇帝和大臣为了掩饰他们的卑劣行径,不惜大肆篡改史官“实录”,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这些经过恶意篡改的史料,被元人修《宋史》时不加分析地采用,于是将韩侂胄永远地定格于“奸臣”的行列之中,致使一代忠臣沦为奸臣传里的“奸佞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