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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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在“赵匡胤时代”，影响深巨。此人生于 892 年，死于 942 年，他活动的时期，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

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这个藩镇远较河东逊色，就地方要塞之重要性和历来屯聚兵粮之重言，应该属于中原二等藩镇。所以这个干部任免书一出来，满朝文武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不免相顾失色——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除非石敬瑭是个软柿子。但石敬瑭不是个软柿子。藩镇地头蛇，最怕是移镇。石敬瑭一下明白：不反即意味着完蛋，于是决计谋反。

他最亲信的办公室主任都押衙刘知远看出了端倪。他对石敬瑭说：“明公您长期带兵，很能得到将士拥护。现正占据有利地势，将士和马步军队精锐 强悍，雄于天下。如果起兵，发檄文宣示各道，可完成统一国家大业，怎么能为一道朝廷制令就自投虎口呢!”

他最亲信的秘书长掌书记桑维翰说：“主上刚刚即位时，明公您即入京朝贺;那主上岂能不懂‘蛟龙不可纵归深渊’的道理?但他到底还是把河东再次转给您!这实在是天意要借利器给您啊!契丹同先帝明宗曾协约做兄弟之邦，现在，他们的部落就在河东之外，明公如能推心置腹地讨好他们， 万一有急变之事，可以朝呼夕至。有这样强大的依托，还担心什么事不能办成吗?”

桑维翰这一席话，犹如电光一闪，照亮了石敬瑭那一颗腌臜的心。

一文一武，两人的话让石敬瑭吃了定心丸。就在这一时刻，石敬瑭，反意已决。他上了一份奏章，干脆与朝廷公开撕破脸皮。

石敬瑭知道寡不敌众，但他早有计谋：一面在朝内策反诸臣，一面由桑维翰起草奏章，向契丹求援。他给予契丹的三个优厚回报是：

一、请称臣，并父事契丹，自做“儿皇帝”;二、每年贡献银两布帛三十万;

三、事成之后，割卢龙一 道及雁门关以北总十六州奉赠契丹。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契丹耶律德光得到石敬瑭来表，大喜。于是契丹做出了兴兵来援石敬瑭的规划。

张敬达中军大营设在晋安，又筑起长长的围城包围了河东藩镇的治所晋阳。从晋阳城楼远远望去，只见后唐挟往日余威，旌旗连绵，军容严整，兵士们一律黑色服饰，一片片，一团团，如焦墨山石。但张敬达却不过偶尔攻一下城，更多时间则采用“围困”的持久战战略，大兵轻易不动。

石敬瑭知道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大事件来临了!

他安排最能打仗的人，都押衙刘知远出任马军、步军总指挥。刘知远此际展示了他的恢宏格局。双方自夏季六月开始，僵持近三个月后，契丹来援，历史出现变数。

契丹主耶律德光趁初秋草肥之际，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从代 州(今山西忻州代县)向南进发，史称“旌旗不绝五十余里”。代州、忻州， 此时还都属于后唐所有，两地守军见契丹兵来，并不邀击，契丹也不攻城， 双方就像有了约定：我让路，你走人。

石敬瑭见状，唯恐援军有失，急派大将刘知远率军出城，与契丹援兵两路下夹击后唐骑兵。

唐兵大败，契丹兵则放开兵马乘乱屠杀方圆数十里的散兵。后唐步兵死亡近万人。张敬达等急忙收拾残兵，从四面包围中撤离，退保晋安。这天晚上，石敬瑭从容地走出北门，去拜会契丹主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认为应该早日“册立”石敬瑭为中原之主，以此消除各方觊觎之心。中原逐鹿，是因为鹿无主人，一旦鹿主已定，天下可望稍安。

契丹主始终在惦记石敬瑭给出的那三个回报。只有在天下稍安的环境下， 他才有希望得到那三个回报。石敬瑭答应了出任中原皇帝的请求。柳林乃是偏僻小镇，一应准备不够使用。契丹主 只做了三件事，就完成了石敬瑭进位的大事——制作一份册封石敬瑭为中原皇帝的文书; 在柳林搭筑坛台搞个祭天的仪式;

脱下自己的衣服冠冕在坛子上亲自授给石敬瑭。这活儿就算干完了。

这一年，是公元 936 年，远在洛阳夹马营的小小赵匡胤已经十岁。

石敬瑭出任中原皇帝的国号为“晋”。史称“后晋”。

石敬瑭哥哥早亡，侄子石重贵被石敬瑭收为养子，也与诸子弟站在一起。 石重贵相貌很像石敬瑭，但身材短小，俩眼有神。

耶律德光指着他说：“这个大眼睛的小子可以啊!”石敬瑭于是任命大眼睛的侄子石重贵“监国”。

“儿皇帝”石敬瑭不仅在任用相国桑维翰时，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在 选择太子也即所谓接班人时，也听从了契丹主的意见。这样，就在组织方向上，实实在在地成为契丹的附庸。

显然，投靠契丹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无法理解这一番圣贤大义。

大军挟大胜之勇，一路走来，旌旗招展，意气风发，也颇有些气势。

李从珂这时在河阳。河阳今属河南焦作，是古孟州所在地，地当黄河北岸， 为一渡口大镇。距洛阳二百多里路，相当于洛阳的北部屏藩。此地节度使乃是后唐名将苌从简。苌从简为人忌刻多疑，又心狠手辣。史称“烦苛暴虐，为武臣之最”。他喜欢吃人肉，多年来每到一地，即搜罗当地的小孩子来吃。唐末以来似流行“人相食”，但像他这样专门吃孩子肉的恶人还不多见。

苌从简看出人心离散，军情大坏。于是，干脆开城渡河，到黄河北岸去“迎谒”即“主动投降”石敬瑭。

后唐的最后屏障至此失去。洛阳成为不设防的空城。李从珂的最后时刻倒也安静，他回到宫中，开始从容地处理后事。

公元 936 年农历十一月辛巳(二十六日)，后唐末帝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雍王李重美等人携带着传国宝玺，登上京师玄武楼空地，自焚。一蓬大火，消弭了一代人的暴戾与冤仇。

当晚，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唐亡。

石敬瑭以比他小整整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他自称“儿皇帝”。这在中原文化中就构成了一种贱行或耻辱。但石敬瑭的低姿态并没有换来属下(主要是藩镇)的普遍忠诚。

他治理中原，问题重重，不能得到藩镇的支持，后晋是不够“坚挺”的。燕云乃至于整个后晋，各藩镇间，有人出于耻服契丹，有人出于藩镇野心，根本不听石敬瑭的政令。

全国各地，就像有一股“反石”的浪潮。石敬瑭治国策略不佳，他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千年中国史可以依稀看出内在的人心相背：投靠异族，对国人而言，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选择。任何时间，都会有一种可能：以驱逐异族为政治诉求，重新谋取“合理”权力的上位。

尽管，每一次新的权力上位，都艰险备尝，但英雄或枭雄，总会在这一条道路上，行走、奋起，不惜砸烂各种“坛坛罐罐”。所以，史 上一切投靠异族的政治行为，即使暂时得势，也终必倾覆。石敬瑭就正在遭遇着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