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为什么要废除肉刑？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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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任用的廷尉叫张释之。有一次，文帝出巡，车过中渭桥时，有人从桥下钻出，惊了皇帝的马。文帝下令把那人交给廷尉审理。那人禀告说：“我是长安县人，路过这里，听见前面的喝道声，就躲到了桥下。过了好久还不见动静，以为车子已过，就钻出来，不想正好撞着了车驾。”张释之查清了案子，上奏说：“此人违反了回避车驾的法令，应该罚金。”文帝生气道：“此人惊吓了朕的马，幸好朕的马温驯，否则不就伤着了朕?而廷尉居然只判他一个罚金!”张释之回答说：“法是天子与天下共同制定遵守的。如今法律只作这般规定。如果不遵守，是不能取信于民的。况且，延尉是天下之平，陛下把案子交给我而判得畸轻畸重，难免天下不会效法，这让百姓们怎么办好呢?唯请陛下明察!”沉默了许久，文帝终于说：“延尉说得对啊。”

又有一次，有人偷了高祖庙中的祭品——一块玉环。抓获后，文帝让廷尉审理。张释之根据法律，判以弃市(当众处死)。文帝大怒道：“这家伙如此无礼，竟敢偷先帝庙器。朕让廷尉判，是要灭罪犯的族。想不到廷尉只依照律条判，这是与朕过不去啊!”张释之忙免冠谢罪，说：“法律只这样规定。况且一样是死刑，也应该有罪行轻重的差别。如今偷了宗庙玉器就灭族，那么，假如有人胆大偷取长陵一块土(指掘高祖陵)又该怎样加刑呢?”文帝无言可答，后来终于承认廷尉判得对。

文帝时将相多用旧臣，“少文多质，议论务在宽厚”，使得“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息”;法律较简约，执法也比较公正，“风流笃厚，禁网疏阔”，犯罪的现象也少了。据说当时天下一年才判四百个案子，“有刑措之风”。

汉文帝即位第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要送往长安判肉刑。淳于公有五个女儿，他临走时骂道：“只恨我不生儿子，紧急时一个女儿也帮不上忙!”最小的女儿缇萦十分悲伤，跟随父亲来到长安，上书皇帝说：“我父亲做地方官，百姓都称颂他清廉，如今却不幸遭难。使我感到悲伤的是，死了不能再生，受了肉刑也不可能再恢复过来。以后虽想悔过自新也办不到了。我情愿自已到官府当婢女，以赎我父亲的罪，使他能够自新。”

文帝读罢上书，深感悲悯，下诏说：“听说有虞氏时，只在罪犯的衣冠上画上标记作为刑罚，人民却很少有犯罪的，这是何等出色的治世啊!如今法律规定有肉刑，奸盗却层出不穷，原因何在?难道不是由于朕的德浅薄教不明吗?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未施教化却先加刑罚，想改恶从善也无从儆起了。那些肉刑断肢体、刻肌肤，使人终生痛苦，真是残忍之至。还是请大家讨论一下废除肉刑吧。”

经过反复研究，由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上奏皇帝，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即由徒刑代替黥刑);当劓者，笞三百(即由笞刑代替劓刑);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者，弃市(即分别由答删和死刑代替刖左右足)。由于笞的数量多，又以死刑代替斩右止，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评论说：

“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景帝即位，注意到了这种不合理现象，先后二次下诏，把笞五百减为二百，笞三百减为一百，并且“定菙令”，规定了刑具的长宽尺寸，还规定笞打犯人时，执行者不得更换。

文景时废除肉刑、改革刑制的决策，在法制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虽然当时并没有彻底取消肉刑，但已形成了用笞、徒刑代替肉刑的趋势，为新的五刑制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