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何古代的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知秀网小编带你追寻历史上真实的农民起义,探索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故事。
我们常常以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大多是因为农民起义首领太过朴实,缺乏斗争经验,而镇压者太过狡猾。
一、农民起义三部曲
的确,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农民起义,而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失败于此。
然而,这样的农民起义,都已经被扼杀在摇篮中了。他们的数量虽多,但在我们的史书上,却几乎都找不到痕迹。
而能够我们所知道的农民起义,本身就是极少数相对成功的案例,至少有一定规模,极大的打击了*朝的腐朽统治的那种。而这个原因,并不适合他们。
因为能走到那一步的他们,本身就是时代的佼佼者,还经过了实践的千锤百炼,很多方面比之那些成功的枭雄并不逊色。但他们还是没能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这,才是我们值得探究原因的那部分农民起义。
这样的农民起义也还是有很多,像陈胜吴广起义、黄巾大起义、孙恩卢循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王小波起义、红巾军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等等。
这些起义,节奏上基本表现为三部曲:
1、起因是腐败+天灾,赤地千里,基本上属于失控的状态,因此起义的规模十分巨大;
2、打败官军,占据州县,一代头目脱颖而出,但他们很快在官军的反扑中死去或转入地下;
3、起义低潮,腐败+天灾,二代头目崛起,成功则推翻前朝建立政权,反之则循环第二步或直接失败;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农民起义,我们都找不到痕迹的原因,因为没能引起广泛的共识,他们在第一步就扑街了,因此只能在某些地方官员的列传中找到蛛丝马迹。
而上述的大起义基本都到了第二步,都有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头目。然而由于斗争形势的复杂,第一代头目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起义会暂时进入低潮。
如果朝廷不能解决腐败+天灾的双重dbuff,那么很快起义就会迎来第二波。由于各种原因,历朝历代基本上没有解决的。
于是,就进入到了第三步,第二代头目如果能吸取第一代头目的斗争经验和教训,get到那个关键点,那么,接下来只需要重复刷劝课农桑、东征西讨、求贤若渴三个任务,基本就离成功不远了。
然而,这个关键点,并不是所有的二代头目们都能够get到的。
二、从贫农到地主的转变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子彧尝试将农民起义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某年某月,干旱/洪水/瘟疫袭击了一个村子,由于各种原因,贫农们没有饭吃了。于是大家都支持其中的一个贫农张三,武装起来到地主李四家抢吃的。
来到李四家以后,张三发现这里金碧辉煌,粮食满仓。于是经过反复的斗争,可能还会有牺牲,最后张三成功将地主李四撵走了,然后占据了地主家。
于是,贫农张三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张三。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也就是到了那个关键时间点。
以前,贫农张三不需要管三七二十一,只需要动手抢就可以了。然而现在,张三的新身份是地主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张三不能像以前一样行事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张三要如何才能够做好地主这个新身份呢?
答案是,向以前的地主李四一样,团结那些富农,共同向其他的贫农收租。而且同时,张三要废除李四乱收租的毛病,匀出一部分家里的粮食,在特殊时期帮衬着贫农们,这样才能够维持好地主和贫农那脆弱的关系。
如果不这样做呢?那么,又会有新的贫农或者其他地主将张三挤下去,张三又会回到贫农的身份或者直接被其他地主杀掉。
所以,这个关键点就是,从抢劫到收租的转变,从农民到地主这个身份的转变。
这就是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没有get到的那个关键点,从破坏者到统治者的角色转变。
农民起义的前期,他们是旧秩序的破坏者。因为旧秩序让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大家都支持他们,引起起义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然而,当起义进行到第二步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又遭到旧秩序的强烈反扑,这也就是第一代头目基本会失败的原因。
而到了第二波,起义军的二代头目会轻车熟路的重复起义第一步和第二步。他们再次来到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这时候,第二代头目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个身份的转变,成为新的地主,那么起义就会成功。
但是往往,他们仍旧意识不到。所以,大多数农民起义,最终仍旧逃不过失败的命运。
三、活成自己讨厌的那个人
纵观各大农民起义,张角、孙恩卢循、黄巢、李自成、太平天国,他们都是因为没有适应好地主这个新身份而失败。
成功适应新身份的几乎就是刘邦和朱元璋等寥寥数人而已,而无疑,他们都成功了。
那么,同为枭雄,为何这些人连这一点都意识不到、都适应不了这个新身份呢?
我们的社会结构,从秦开始,宗族势力就被打散,拆成了一个个小农家庭。中央集权之下,是一盘散沙。
而将这盘散沙凝聚在一起,始终维持着社会的中下层秩序的,是随之崛起的一股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垄断社会的话语权,上通皇权,下达民间,成为掌控社会的关键力量。
在秦汉,这群人被叫做三老、豪强;魏晋社会,他们的名字叫做士大夫;隋唐科举制以后,他们又变成了官绅、乡绅群体。
他们的数量非常庞大,他们的组成良莠不齐,但在农民眼里,他们就是统治者的代名词,控制着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既然都闹到起义这个份上了,他们身上的黑锅肯定小不了,所以起义的队伍,对他们的仇视很深。这一点,双方都明白。
然而,他们对于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农民起义者要做好地主这个新身份,要合理收租,要重建秩序,缺了他们不行,得罪他们更不行。
以前是压榨我们的仇人,现在我却要依靠他们、礼遇他们,乃至捧着他们?
对于出身农民的起义军领袖来说,这个情感的转变,很难。同时,还要让他们相信这一点,更难。
这就是为什么刘邦入关,要跟三老豪杰们说“不欲费民”,而后一有重大政策都要反复召三老豪杰商量;
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先拜倒在小明王的脚下,后又宣布脱离农民起义的身份、以元的继承者自居。
这些政治作秀看似没有多大意义,但实际上,却是在向整个社会宣布:我不是破坏者,我是秩序的重建者,以后我会善待你们,请你们相信我。
甚至说,要取得他们的信任,还需要反复的宣讲,很多次政治作秀。
做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个转变就如同练武之人打通任督二脉一样重要
如果打不通这任督二脉,做不通他们的工作,像李自成一样,被拥簇着进入京师、却被同一群人一路追赶杀死,就是必然的结果。
然而,一旦打通了这一任督二脉,就得到了所谓的民心,什么劝课农桑、招贤纳士等等任务,刷起来都会变得事半功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转变意味着要抛弃他们原来的身份,转而成为他们所讨厌的那个身份,那个曾经压榨过贫农的身份。
也就是说,农民起义成功的关键在于,活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个人”。
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难以接受的。就连朱元璋做了多年皇帝之后,都还对这一身份不太适应,其难度可见一斑。
但对于出身官僚和士大夫的人来说,他们天生就是这个身份,很快就能适应。所以很多农民起义的成果,最后都被他们窃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