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发源地为什么在陕西 其实道理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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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末起义的诸多头领中，府谷山贼王嘉胤是初期最有影响力和最风光的唯一一位，就连带头大哥王二、闯王一世高迎祥都主动去向他入伙。

后来的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紫金梁王自用、混天王张应金、不沾泥张存孟、八大王张献忠等人，最初也都是王嘉胤队伍里的大小头目，在王嘉胤死后才另立门户建起自己的旗号。

王嘉胤铜像

1629年前后是王嘉胤最风光的时期，先是崇祯在这年二月裁撤驿站，致使大批“强有力之人”失去养家糊口的营生。于是这个下岗人士群体，要么直接去加入农民军混饭吃，要么先参加正规军然后混成饥兵，再反水投农民军，驿卒李自成被裁掉后就是走的后一条路。

接着是皇太极在这年十月打进来了，入京勤王成为各地军兵的最高政治任务。但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的苦大兵，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后勤待遇，饿着肚子被催命赶路的滋味实在不好难受，士兵们便在援救京城的路上纷纷开小差，跑回去投奔了农民军。

这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延绥镇军和甘肃镇军，他们在入京勤王的路上饥愤难平，于是自发组织起来，成建制地叛逃。逃跑回乡遇到农民军，大家坐到一起开个诉苦大会，今后就一块儿干了。在当时坐拥这样的重磅大利好，起义造反俨然成了猪坐上去都能飞起来的风口，而王嘉胤就是风口上那头飞的最高的猪。

在正式投入起义行当之前，王嘉胤的身份是“逃兵+山贼+通缉犯”，是一个江湖经历丰富、很有故事的人，他很快便成为当时农民军阵营的明星头领。在别的农民军还只敢攻击县衙、县牢的时候，王嘉胤就已经转战陕甘晋，攻打延安、庆阳这样的州府了。

明代延安、庆阳地图

更令旁人无法企及的是，王嘉胤早早地就开始了称王设官，以白玉柱为右丞相，以王自用为左丞相，手下有部将(包括高迎祥、张献忠等)100多人、有士卒3万多人，俨然一副明朝起义界第一人的派头，很有点做大做强的苗头。

新任三边总督杨鹤到陕西上任时，王嘉胤已经把自己的流动王国搬进了山西，他因此错过了一个从官府捞银子的大好时机。因为杨鹤的平乱策略虽说是剿抚兼施，但重点是以抚为主，更具体点说就是以银票为主，他的底气是崇祯从自家生活费里挤出来的10万两银子。

刚到任时，留守在陕西地面上的农民军头领们跟杨总督还很生分，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带着钱粮来慰问的，闹了些冲突，打过几仗。

渐渐地，等大伙儿感受到杨总督的诚意，主要是感受到他腰包里的诚意后，便纷纷投靠过去，过起了有饭吃、有钱花的好日子，双方也就消停了。

银子的魅力是无穷的，杨鹤挥舞着腰包里的银票，几乎把陕西境内有点名堂的农民军都招抚过，诸如掠地虎、小红狼、一丈青、混江龙、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等等，这些不用真名混江湖的头领们都到杨总督的锅里蹭过饭。

亮出真名真姓的头领，杨鹤也招抚过，比如王左挂，比如神一魁，这两人都是农民军阵营里大名鼎鼎的一线大腕，他们代表了杨鹤招抚工作的最高成就。特别是招抚神一魁时，一下子收了他手下几十个大小头目，但饭碗问题很快紧张起来，杨总督趁着向朝廷邀功之际，赶紧要钱要粮。

朝廷艰难凑了两个月，最后户部挤出来10万两银子，又向藩王宗亲们拉赞助拉来5万两，外加2万石粮食，于崇祯四年(1631年)五月派巡按御史吴甡送到杨鹤手上。

吴御史丢下钱粮后，还丢下了一句话：朝廷已经尽力了，以后的事你自己解决吧。

按照杨鹤最初的设想，朝廷先投资出钱，他拿钱去买个消停，并帮助误入歧途的农民恢复农桑故业，然后朝廷又可以接着征收赋税。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民变的难题，又恢复了朝廷在西北的税收业务，可谓两全其美一举多得。

但这很像是一个“机智”的赵括式策划案，很容易让人忽略掉对问题真正症结的探求，所以崇祯个人出资10万两承担了杨鹤的种子轮融资需求。但朝廷里是有明白人的，巡按御史吴甡送来天使轮融资款后，就暗示他别指望还能有A轮B轮融资了。

就连杨鹤的一些下属也对他的招抚不以为然，陕西督粮参政洪承畴就是典型的异见者。洪承畴是坚决的主剿派，他腰带里没有钱包，而是挂着大刀，到处跟农民军打打杀杀，连投降的也杀。

洪承畴之所以这么干的心思，杨鹤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那一套完全是花钱买平安，所谓招抚不过是撒银票，但他并没有撒不完的银票。他不可能总去敲崇祯自家生活费的竹杠，户部又没能力给他安排专项财政列支，只剩下打地方财政的主意了，但这更不靠谱!

明朝九边的粮饷，起初是以军队屯田自耕自种为主的，遇上歉收等自给不足的情况时，则由京运年例银(即户部拨付)、民户民运税粮(即地方财政分摊)以及商人开中盐粮(盐政收入)等方式来补充。

但到了明末，军屯制度已经基本荒废，田地都流入官宦士绅们的手里，士兵们无田可耕无地可种，军队失去了稳定的粮饷来源，地方政府的民运税粮就被迫接过了这个重担。

就西北地区民变最严重的陕西来说，陕西三边四镇的军饷不仅需要其境内各府州县民运税粮的全力供给，还额外需要河南民运税粮的支援。

除此之外，陕西还需要承担对境内宗藩的供奉，考虑到朱明宗室强大的繁衍能力，这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

陕西境内的藩王有秦王、韩王、肃王、庆王、瑞王，特别是秦王、韩王等人早在洪武年间就在陕西安家了，两百年来繁衍壮大，一大堆的后代被封为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还有数不清的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宾等等等。

陕西明代秦王府遗址

这些数量多到没谱的贵人们，都是需要好吃好喝好伺候的主。但不幸的是，就连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明末也会遇到因地方财政匮乏，时常领不到宗禄，而不得不饿肚子的情况。

所以，在朱重八的子孙也又重新饿肚子的时代，饿死些饥民、拖欠些粮饷，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对税源相对单一的明朝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容易想：粮食减产了，甚至很多地方出现了绝收。

从天启末年直到崇祯九年(1636年)的十余年间，陕西局部地区乃至全省范围的旱灾就没有断绝过，其中不少年份还上演了“旱灾+蝗灾”的双料灾荒，那是地主家都能被饿绝户的年月，普通百姓人家基本已经惨到不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