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人从国外偷回来的一样东西 清朝人口在五十年里涨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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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司马迁曾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写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意思是说，古代的统治者都试图以实际统治的人民的意志为天，而民众则以维持生命的粮食为天。的确，这句名言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发，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封建时期，人们往往都会把“食”放在第一位。毕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产多少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口这是一定的，在风调雨顺的年月，百姓尚可糊口，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便是饥荒流民。

纵观我国古代人口发展史，不难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人口都很难有巨大增长，即使有过短暂的“春天”，最后还是因战乱又迅速衰减。面对如此困境，直到后来有一个福建商人从国外偷回来一种东西，极大程度解决了“食”的问题，让清朝在短短的50年间就增加了两倍人口!而这件事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客观来讲，正是他的此举让中国安然度过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许多天灾人祸，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值得人们敬畏的历史吧!

此人就是福建省长乐县的陈振龙，出生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一位历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孺人。早年的陈振龙受家风熏陶，自幼吟读诗书，在不到20岁的年龄就考中了秀才，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振龙在考取举人的路上却屡试不第，最终厌倦了科举考试他投身商海，做了一名商人。

当时，福建商人多是选择出海从商，为了生计，陈振龙也随着其他商人一起下了南洋经商，“往来于闽省、吕宋(菲律宾)之间。”正是吕宋之行，让陈振龙见到了一种可以改变中国人口的特殊农作物，它就是当地吕宋人经常食用的朱薯，后称红薯。这种农作物亩产高峰可达4000多斤，低的时候也有2000多斤，相比于明朝时国内亩产仅有两三百斤的小麦和水稻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超级农作物。

随后陈振龙了解到，朱薯这种农作物不挑生长环境，适应性较高、产量高、耐旱，结果即可食用，没有生熟的区别。而面对如此好的农作物，陈振龙当然看在眼中，尽管当时他已经改行经商，但在内心深处依旧涌动着强烈的传统知识分子爱国情怀，联想到家乡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许多老百姓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遂陈振龙决定无论千辛万苦，也要将这种超级植物带回中国耕种。

但实际上，朱薯的原产地并不是吕宋，而是在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后由西班牙殖民者带到了吕宋岛栽种。因此，当时统治吕宋岛的西班牙将朱薯视为奇货，严禁任何人将其带出境。显然，由于西班牙人的阻挠，要想将朱薯公开引进回国种植已无可能，他只好另外想办法。最终聪明的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航行历经七昼夜，于农历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

陈振龙将朱薯顺利运抵回国之后，朱薯即显示出其适应力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产量之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加之“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葛，熟食如蜜，味似荸荠”，故很快在乡里间传播。但要说朱薯在福建广泛种植，还要源于一场灾荒的出现，在陈振龙试种朱薯的第二年，闽中又遇大旱，五谷少收，饥民流离。陈振龙见状百感交集，当即就让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申报吕宋朱薯可以救荒。

据清朝史料文献《金薯传习录》记载：“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而正是在陈振龙和金学曾的推广下，帮助百姓度过了饥荒难关，解决闽人缺粮问题。事后，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遂将朱薯改称金薯，又因来自“番国”，俗称番薯。并且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到了清朝乾隆时期，朝廷更是以官方名义鼓励民间种植番薯，乾隆皇帝更是亲自下令，在直隶省“广劝栽植”。在朝野上下的积极推广，番薯很快在全国广为传种，成为中国仅次于稻谷、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而正是因为朱薯的推广，让中国在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首次突破一个亿，成为亿人大国。然而，朱薯带给中国人口的红利并没有结束，随后在50年间中国人口迎来快速增长，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人口竟爆发式的增长到三亿，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

在短短50年的时间，让清朝人口增长了两亿，陈振龙引进的朱薯可谓功不可没。要知道，中国从商周到清初将近五千年的时间，中国人口一直徘徊几千万左右，直到朱薯的出现我国人口才迎来爆发式增长。可以说正是陈振龙把甘薯引入我国，才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食谱，让其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目前全国朱薯种植面积仍然有一亿多亩，年产量折原粮达三千万吨，占世界朱薯总产量的80%，从古至今，大家都是朱薯传播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