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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不死项羽和刘邦就不敢造反吗 楚汉争霸还会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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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二世而亡,并不是由于起义军有多么强大,也不是因为秦国国力衰弱,而在于秦朝的政治因人为因素脱离了正常轨道,使得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全新王朝遭遇了体系崩溃之痛。

秦的强大,在于制度的碾压

若问及秦国如何强大,我们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出现的一定是“虎狼之师”秦军、悍不畏死的秦人,以及以一敌六却愈战愈勇、仿佛永不衰竭的强盛国力。

但以上都是秦国强大的结果与表现,而非原因。秦国的强大,根源在于制度的领先。

对于秦以后的古代社会,我们一般称之为“封建社会”;但严格来说,真正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制。

战国时期的大部分诸侯国,以及之前的周王朝,都是这种组织形式,即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将管辖区域内的土地分封给贵族、士大夫,从上到下,等级分明、各司其职;各级封君,享有领地内的生杀予夺大权。

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资源过于分散,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各封君之间相互独立,容易造成实际的分裂;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弱干强枝”的情况,即诸侯力量大过天子、卿大夫控制了诸侯。

而我们寻常概念中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指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这一体制下,所有权利收归帝王,由他根据业务需要,任命各级“职业管理人”当自己的“爪牙”。而这一制度,正是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它也是秦国统一天下的秘诀所在。

战国时期,为了应对日益惨烈的竞争局面,各国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各类变法、改革层出不穷。但改革范围最广、贯彻最为彻底、力度最为“伤筋动骨”的,当然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强君主集权。“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凸显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设立并推行法令。

国之所以治者,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

即治国只有三个关键要素:臣子按照君主的需求设立法令;法令颁布后,令行禁止,不因私害法,取信于民;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由君主掌握权柄。

而君主权柄的实现也很直接:赏与罚。符合法令要求、对国家有利的,就赏;反之则罚,而且是“轻赏重罚”,以加强人们对法律的畏惧、对功名的珍惜。

商鞅变法的所有具体措施,都是围绕着上述目的而展开,如以“农战”为核心、设立20级军功爵制、加强连坐制、推行郡县制等等,最终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机制,全面细致、针对性强、执行办法具体、公开公平公正,称得上一个“理想的管理模型”。

这就是秦国以一敌六的最核心竞争力;而秦灭,则是源于这一竞争力的丢失。

秦灭的本质:脆弱的体系被秦二世玩崩溃

结合上文,我们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感觉:秦国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各环节丝丝相扣、有序运转,而秦王,则掌握着这部机器的开关权力。因此,保持秦体制的唯一前提:君主脑子正常;如果不能做贡献,起码不要搞破坏。

战国时期,在秦孝公及其之后历代秦国国君的以身作则下,近140年里,这套体系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全国上下一致,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生产、对外作战这两个战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事务上,秦国被打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战争怪兽,最终嬴政“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

而在天下一统后,这一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商鞅变法还有个观点——国家既要积蓄力量,也要会释放力量;积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释放力量,则是为了给民众立功的机会,这就是秦国上百年间持续保持旺盛斗志的原因所在。

但现在,秦国之前的敌人,已经变成了秦朝的百姓,“农战”的前提已不复存在,“罚”很容易,关键是怎么“赏”?

那就得寻找新的敌人。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等等行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持“农战体系”继续运转的必要手段;修建长城、阿房宫,既有政治与军事需求,也是消耗民力、避免“闲则生乱”的残酷手段。那时的秦朝,虽然史称“民怨载道”,但整体上仍维持着敏感的平衡。

而以上都是权宜之计,为了寻求新的体系,秦始皇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他在鲁地找了70个儒生设为“博士”,起初还时常议论政事。但双方的磨合并不成功,那时的儒家思想还不够成熟,过于因循守旧、一味复古,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再加上其内容过于繁杂,且前后矛盾,以至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当时的秦始皇眼中并没有多大价值。

制度的摸索需要时间,秦始皇的希望,则放在“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长子扶苏身上。父破子立、一严一松,这是古时帝王权术的常见套路,为此他甚至抓住扶苏进谏的由头,让其去监管帝国最为精锐的军队,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人算不如天算,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的突然离世、丞相李斯的背叛、扶苏的愚孝、蒙恬的节操,都让秦朝的发展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从小学习如何“决狱”、本该成为一名官吏的胡亥即位后,主要干了以下几件“大事”:

鉴于自己得位不正,他决定以威服众:“更为法律,务益刻深”,自己的兄弟姐们几乎被诛杀殆尽,被牵连者更是数不胜数;

以严法驭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黔首即老百姓;

变本加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在大泽乡起义爆发后,秦二世仍将原因归结为“威严”不够,一边“用法益刻深”,一边深居宫中、制造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将政事委交给“指鹿为马”的赵高。

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发展,第二任皇帝应当让帝国上下缓口气;但不曾想,计划之外的接班人登台后,却抽出了一根更加粗壮的鞭子。而原本就对秦制不习惯的东方六国百姓,得知当今君主不是那位让人闻而生畏的始皇帝,于是陆续鼓足勇气、奋起反抗。

不过这并不是末日,大不了再来一次秦灭六国的壮举。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维持秦国/秦朝竞争力的体制基础——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公正公正等因素已不复存在,秦人离心离德,前线将士军心涣散、战力锐减,虎狼之师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楚国贵族后裔项羽、秦朝底层小吏刘邦得以崛起,成了逐鹿天下的新主角。

若嬴政活着,秦国/秦朝仍掌握着王牌

那么,如果嬴政活着的话,项、刘等人刚得过秦国/秦朝?难上加难。

我们先用一段话总结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胜的过程:

从汉中平定三秦,其后依托关中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再加上起用韩信、彭越、英布三位名将,最终击败强大的项羽。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刘邦夺取天下,其实是重演了一遍秦灭六国。人才只是表象,关中的强大战争潜力才是刘邦获胜的真正底牌。

因此,如果嬴政在,就算山东大乱,但关中的秦制得以延续,秦人民心安稳,于是军心稳定;

制度完善、军心安定、保障有力,章邯、王离的队伍仍旧是我们熟悉的虎狼秦军;

保障有力的几十万虎狼秦军,不可能轻易崩溃,更不可能粮草断绝下败于数万楚军之手;项羽诚然是顶级军事人才,但他并不是神仙;

秦军保持优势,六国就是乌合之众。毕竟我们要明白,这些借着农民起义复辟的贵族势力,远远比不上当初嬴政统一天下过程中面对的完整六国政权。

即,秦国还是那个秦国,而六国已远远弱于当初的六国,对于嬴政来说,再统一一次天下有何难?

如果你要说人才优势,那么纵观战国近两百年,没有哪个国家比秦国更重视人才、更能吸引人才。

其实在陈胜死后,秦末的农民起义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首先上演的是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其后是刘邦韩信等人推翻旧贵族、把自己打造成新贵族的奋斗。

而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一贯人才政策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哪国人,只要能帮我干活,就能享尽荣华富贵。商鞅、公孙衍、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这些引导秦国强大的智囊与“大脑”,哪一个是秦人?司马错、白起、王翦家族、蒙氏家族......秦国何曾为缺少名将担心?

而嬴政,也延续了他祖上“用人不问出处”的优良作风。当初魏国人尉缭前往秦国,嬴政与他一聊倾心,立即将对方奉为上宾,以至于尉缭感叹:“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吓得想要逃走;

而在看完韩非子献上自己的书作后,嬴政更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不差于刘邦的人才态度,再加上秦朝的雄厚实力,嬴政会缺人才吗?

况且,最抗拒传统贵族的,没人比得上秦国君主;嬴政统一天下后,就是要以郡县制消化传统贵族政治。如果嬴政活着,本就在体制中的刘邦很有可能会为朝廷奋勇拼杀,出身底层的韩信等人也会以军功节节攀升,六国贵族,哪还有兴风作浪的机会?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以上都是无责任猜想。如果要给中国历史上的憾事排个名,秦朝的二世而亡当居首位。这个开创了中国大一统新时代、奠定了其后两千年封建政治基础的朝代,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中原的百姓们,不应该再度沦为阴谋家、新旧贵族们谋取个人利益的炮灰。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史记》《商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