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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灭亡真的是因为农民起义吗 他们才是推动幕后的黑手

很多人都不了解秦朝灭亡的事情,接下来跟着知秀网小编一起欣赏。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以“二世而亡”的结局,给了期盼“万世”的秦始皇,一记响亮的耳光。一个划时代的王朝,何以如此短寿?后人对此多有议论,一致的看法认为秦法暴虐是内因,陈胜吴广是爆破手。

比如,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再比如,西汉史学家褚少孙,在《史记》补缀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不过,这种说法带有很强烈的警示后世君王的色彩,是儒生们惯用的手法。不否认他们的初衷,但是过于上纲上线的说教,往往会阻碍对历史真相的探讨。

比如秦朝的灭亡,嬴政父子不顾民力的征敛是唯一的原因吗?秦王朝真的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吗?

01秦朝其实亡于贵族和士族的联合打击

秦末的起义军数量很庞大,史书提到的不下二十支,主要的有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邦、田儋田荣,以及由他们派生出来的陈馀、张耳、武臣、韩广、韩成、魏咎等。

这些人里面有几位是农民呢?一个也没有!这些义军领袖的身份,大致有以下几类:

1. 六国王族后裔

秦末起义,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打出“恢复六国”的旗号,所以,六国后裔纷纷出山。田儋田荣是齐国王室后裔,韩成是韩国王室后裔,魏咎是魏国王室后裔。还包括后来赵国王室后裔赵歇,楚国王室后裔熊心等等。

这些人身份毫无争议,跟农民没一分钱关系。

2. 士族集团成员

《史记》并未说明刘邦的家庭出身,只是说:“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再加上刘邦四处“蹭食”的习惯,和刘太公的抱怨,给人的印象,似乎刘邦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

其实这是个误解。秦朝有资格为官吏者,都必须有一定的家庭资产,普通农民肯定不能“达标”。刘邦自幼是读过书的,他与卢绾同日出生,又是同学,两家还是世交。因此,刘、卢两家为这俩孩子的出生,还大摆宴席,接受乡里的集体祝贺。这种派头,不是普通农民能具备的条件。

刘邦的弟弟刘交,有一个五世孙叫刘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者,他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

也就是说,刘邦祖上是贵族,到刘邦这一代,虽没了政治待遇,不缺地产房产,是典型的士族地主阶级家庭。

张耳陈馀的身份,《史记》上有很清晰的记载,他们就是魏国官宦子弟。秦兼并六国后,受到通缉,被迫过上了流亡生活。

像张耳陈馀这样的六国名士很多,由于他们喜欢游走江湖,常常养门客,或者给名人当门客,名气太大,被秦朝统治者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陈胜吴广的身份,极有可能跟张耳陈馀一样,是个流亡的六国名士。他们二人都是河南人,为何会跑到几百公里以外的蕲县?《史记》记载:“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谪戍”,不是一般的征发劳工,而是因罪受罚。

再看看陈胜吴广途中的策划细节,他们竟然对胡亥篡位、扶苏遇害等皇家机密了如指掌,更懂得以扶苏和项燕为他们做政治代言人,对图谶更是玩得如火纯情。为了鼓动同行的戍边人员跟他们一起起义,他们还利用普通老百姓不懂秦法,编造了“失期当斩”的谎言。

这些细节表明,陈胜吴广绝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应该跟张耳陈馀一样,是六国流亡的名士,在蕲县落网了。

3. 六国贵族后裔

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燕曾经打败过李信,最后战死于王翦的灭楚战争,其家族是楚国贵族。

项梁和项羽叔侄俩,因为屡屡犯罪,被官府通缉,却仰仗着家族的人脉关系,一直逍遥法外。这说明,项氏家族在楚地的势力不是一般的大。

秦末的起义军领袖,没有一人是农民出身,这样的起义怎么能叫农民起义?又怎么能说秦朝亡于农民起义?

义军的性质表明,秦朝其实亡于贵族和士族的联合打击。农民只是贵族和士族阶级,鼓动和利用的“作案工具”而已!

02大秦帝国与六国贵族及士族阶级的矛盾

六国贵族和士族阶级,与大秦帝国究竟有什么矛盾,导致必须以暴力手段解决呢?

1. 六国贵族对秦朝的仇恨,是商鞅变法的滥觞

六国贵族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仇恨,可谓刻骨铭心。《史记》记载,秦始皇一生至少遭遇四次暗杀,其中张良的行刺最为典型。

张良是韩国贵族后裔,父祖两代为相,一生致力于复国大业。后来他替韩成向项梁求封韩王,很清晰地表露了他的政治目标。

从最直观的理解,六国贵族后裔仇秦,就是不甘心失去往日的荣华富贵,妄图恢复战国割据状态下的家族荣光。从历史发展轨迹追溯,这些贵族的诉求,其实跟商鞅变法时期,老秦贵族的心态一模一样。

商鞅变法革了老秦贵族的命,所以商鞅最终死于贵族们的疯狂反扑。大秦帝国统一六国后,以秦法治天下,就是对商鞅变法的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

因而普天之下的贵族都被革命,所以秦王朝就是所有贵族阶级的死敌!

2. 士族阶级与秦朝的矛盾,是选拔制度的滥觞

士族阶级其实是秦法的受益人,他们本不该卷入抗秦起义,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力军了呢?这就要说到秦朝的选举制度。

在商鞅变法前,秦国跟别的诸侯国一样,采用世卿世禄制,商鞅变法后,这种贵族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官场的大门对所有人打开。秦朝的官员选拔,大致有以下三种:

①军功爵制

这是秦朝最主要的官员选拔和升迁途径。立军功不光可以得爵位,还可以对应授予官职:“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以至于有“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说法。

②荐举制

秦法规定,平民之家,如果家资丰富者,即可获得地方官员的荐举,获得出仕机会。萧何、曹参和刘邦,都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工作的。像陈平、韩信这种贫苦之家,则无出仕机会。

③门客制度

严格讲门客制度不叫制度,而是门客文化,它是秦朝人才选拔的非官方或半官方渠道。战国时期,诸侯国大量人才涌入秦国,都是从门客做起,经由客主推荐,以客卿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

不过,以上三种选拔制度,对绝大多数文人来说,实在是隔靴挠痒。

军功爵在兼并六国,战事频繁时期机会很多,天下一统后,这种机会就很难得,而军功爵制催生出来的尚武精神却不断发酵。这种矛盾,犹如不断向水库里蓄水,又不给它泄洪的机会,堤淹坝溃是早晚的事。

比如张耳、陈馀最典型,他们骨子里就是尚武任侠的士族,在得不到秦朝政府容纳的情况下,爆发出了极大的破坏力。

所以,在统一六国后,军功爵制已经表现出与时代的不适应性,秦帝国又不能即使调整政策,让军功爵制不光失去吸引力,相反却成为隐患的制造者。

荐举制从一开始就有,仅家资一条,就限制了众多寒门仕子的出路。比如韩信,他因为“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假如秦末战争,韩信是秦朝官员,那会是什么格局?

同样的还有陈平,品行学问都是一流,被乡里称颂,就是不能做官,他曾经感慨:“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这种选拔制度,对家贫无资的不公平,对有家资的就公平吗?也未必,它还有两个缺陷,秦朝选官吏范围太窄,只选择熟悉法律的,并起点太低,只能从吏员开始,升迁太慢。比如萧何和曹参,都是县里的狱吏,刘邦则是个村官。

门槛太高、范围太窄、起点太低,导致大量士族阶级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满意度太低。

门客制度更不行,即便门客文化最兴盛的战国时期,四大公子门客三千,能有几人如毛遂破囊而出?相反,秦朝的门客文化,倒成了反秦人士串联的不安定因素。比如张耳,曾经一度也养了千余门客,刘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成了推翻秦朝的骨干力量。

秦帝国砸碎了世卿世禄制,并没有成为士族阶级的救世主,反而因不完善的选拔制度,让自己站在了士族阶级的对立面。随着士族阶级的不断壮大,他们成了游离于秦朝政府以外的社会盲流,不出事才怪。

03秦朝灭亡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政治势力缺失的恶果

如果说贵族阶级代表旧势力的沉渣泛起,士族阶级则代表新势力的蓬勃发展,大秦帝国无视两股势力可能的危害,却徜徉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幸福中不能自拔。

商君之法虽然代表时代的进步性,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漏洞,秦王朝不能洞悉:在消灭了宗族势力后,谁是皇权的拥护者?

在商鞅变法前,天下是宗法制结构下的社会秩序,王(皇)权受制于宗室势力,又得到宗室势力的拥戴,形成共治模式。商鞅变法彻底摧毁了这种模式,建立了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制政治结构,将宗室势力了历史的垃圾堆。

由此,带来了政治势力的缺位,由政治势力缺失所产生的结构性失衡,是秦朝灭亡的内因。我们从政治势力对皇权的双重效应分析这个问题。

1. 政治势力缺失,导致皇权失去制约

不受制约的皇权,必然导致失政和脱轨。秦始皇父子两代人,超出民力的大兴土木,不是没有人看出危害,而是个体的政治人物,谁也不足以改变皇权的独裁,于是只能走向曲意逢迎。

叔孙通的故事最具代表性,国家已经处在悬崖边上,他理直气壮地选择了自保的拍马屁。宋、明的谏官何来胆量冒犯皇帝?因为背后有强大的士族文官集团!

赵高一个内官,何以掌握帝国命运,连丞相李斯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赵高只要搞定胡亥,就可以搞定皇权。李斯官位虽高,没有政治势力做支撑,他斗不过皇权。

不受制约的独裁,必然产生畸形的朝政结构,也必然迅速垮塌!

2. 政治势力的缺失,导致皇权失去保护

有人说,假如秦朝实行分封制,面对反秦起义,是不是就会有宗室势力起来拱卫皇权?那么,秦王朝也许就不会灭亡了。

这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用宗室势力保护皇权选择错了对象,但方向是对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重新选择:假如秦王朝建立后,变革选举制度,扶植士族集团作为政治势力,结果会怎样?

不光釜底抽薪,孤立了贵族势力,而且庞大的士族阶级,就是大秦帝国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的代言人。

倘若如此,中国不必等到唐宋,就会提前进入寒门士族集团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历史阶段了吧。

04结束语

以此可见,秦末的反秦起义,其实是贵族集团和士族集团的联合演出。贵族集团为了恢复往日的特权,士族阶级为了突破选拔制度,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双方一拍而合。

对秦帝国来说,他们没有看到政治势力缺失的危害性,也没有认识到士族阶级发展的趋势,而是一味迷信秦法的万能,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葬送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