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关押了那么多的犯人 清朝灭亡后那些犯人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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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监狱就是一个朝代的缩影，里面犯人多少，罪责刑罚宽严，实际都能彰显其朝代的百姓生存现实。但是，当一个朝代末日到来时，那么这些罪犯又该如何进行处理，其最终命运是否会转变呢?可以这样说，不同的朝代，犯人结局大不相同。我们今天就将大清朝与其他朝代进行对比，看看大清朝犯人与其他朝代的犯人有什么不一样。

历史更迭在所难免，清朝之外的朝代交替时，那些犯人是这样处理的

在古时候，有一个词叫“大赦天下”，这意思就是因为重大的活动，或者说当时朝代出现重大事件时，比如立太子、祭天、灾情、立皇后等等，便对于天下犯有罪责之人进行一种减刑免罪的恩赦。

其实这样的事件还是蛮多的，皇家因什么要去恩赦，那是有一定政治思想在里面的，当政治需要时，就都有可能触动天下大赦机制。

其中，最能触动大赦天下的动机，那就是要收买举国百姓民心了。这种恩赦通常发生在新皇帝上位之时，天下大赦能彰显皇帝的宽容胸怀，从而让百姓自愿归心。

据说这一做法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个皇帝能受到民间赞誉自然意味着民心所向。这实际就是舆论的力量，没有哪个皇帝喜欢逆天而行，特别是刚上位，没什么根基的皇帝。

所以，大约是在汉武帝上位开始，他便实行了大赦天下的振奋民心之举，从而受到百姓敬仰。后面的朝代慢慢就有了这样的旧例，不只是在朝代更迭之际，更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来大赦天下。

唐朝的时候，大赦天下的事最多见，整个唐朝统治过程中，据统计每隔一年半就能有一次恩赦天下的事件发生，比如武德七年，唐高祖《平辅公祏大赦诏》：……可大赦天下;贞观四年，唐太宗《大赦诏》：……可大赦天下;光宅元年，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可大赦天下，等等。

反正将唐朝统治翻一遍，总计次数平均下来，可折算为每一年半有一次恩赦天下的操作。想想这个时代的犯人还真不错，刑还没满就被放了。

当然，宋朝对大赦天下之事也做得比较多，只不过宋朝赦免天下时分为三个不同的力度，一种是大赦天下，这是力度最大的，不管犯多大罪，都可以免了。还有一种叫曲赦，这种通常只赦免一个地区。另外一种称德音，这就是消减一部分犯人的罪行。

在宋仁宗时期，曾有这样的记载，大臣范镇上疏皇帝时说：“比者京师及辅郡岁一赦，去岁再赦，今岁三赦……”由此就可以看出，恩赦动不动就实行，几乎每年都有，更何况是朝代换届这样的大事。

虽然古代有大赦一说，但天下大赦只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被赦

虽然各朝代的犯人很容易熬出头，找点理由就会被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犯人平等，因为有些罪名在各朝都有规定：官吏犯赃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

一句话说，别人犯了罪可以赦，但当官的贪了污，那就不能被赦免了。在古时候，贪污绝对是重罪，如果将这处罚力度放在今天，想来世界会美好得多了。

当然，除了贪污不在赦免条例之内，还有一些罪也是不能被赦的。还拿唐朝这个宽容至极的朝代来讲，近三百年的统治大国，开恩赦184次之多，但“大辟罪”不赦，“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日知录》里对此有明确记载：“每日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翻译一下就是那些谋反的、与皇帝过不去的、犯有欺君之罪的不在赦免之内，其他都可以，不管罪重罪轻。但“官典犯赃”就对不起了，你没被赦的资格了。

在唐宣宗时期，大臣们对赦免这件事就产生过争执。当时唐宣宗让中书侍郎还有平章事卢商一起“疏理京城系囚”。这其实也就是将罪犯进行整理，然后大赦。

没想到当时卢商极豪壮，大手一挥：“务行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当时的大理寺卿马植看不过去了，马上说：“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乞再加裁定。”

于是，唐宣宗点头称是，最终群臣商议，认为“皆论如法”。如此可以看出来，在唐朝故意杀人的，贪污的都不可能被赦免罪责。

其实，古人有“十恶不赦”之说，那就是谋反、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除了对国家江山进行了特别的保护之外，再就是对皇权的敬畏。而不孝、不道、不义之类则是出于儒家思想上的伦理纲常。

所以，犯了这些罪的人，往往是与社会背道而驰的，自然不在赦免之内。但古代还有特赦之说，比如当年的蜀汉后主刘禅，就因为魏延造反将其杀死。但出于稳定军心，那些听从魏延造反的士兵则被赦免了。

大清朝灭亡，袁世凯上位，牢里的犯人被分门别类，送去了该去的地方

到了大清朝灭亡时，那时代就不同以往了，虽然袁世凯很想做皇帝。可问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单纯用赦免来笼络人心已经不现实。

而且，据说当时大清朝在关押的犯人有十万之巨，这样一个大数目的犯人被放出来，那天下大乱之象可以想象。所以，凭袁世凯那样精明的人，他是不可能一律大赦的。

在思前想后，顾及事态轻重之余，他做出这一个非常到位的处理，那就是将牢里的犯人们，按不同的罪名进行分类，该去哪里去哪里。

首先，那些曾经在大清朝犯下谋反之罪的人，对皇帝大不敬的人，也就是与政治有关的犯人，袁世凯统统给放掉了。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要反的是大清朝的天下，这和民国就没什么关系了。而且，反对大清朝的人，对于袁世凯来说，那应该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参加革命而被清朝关押的人，反过来讲算是最早的时代先驱，是有功的，当然不能再继续关押了。最著名的人物就包括了那位当年刺杀爱新觉罗·载沣的汪精卫，不但被放了，还受到了袁世凯的礼遇。

其次，第二类人物则是真实犯罪的主儿，他们犯的杀人、强奸、抢劫等实罪，有证有据，按律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袁世凯不傻，这类人放出来，那社会只会更加动荡，所以还是继续关着比较靠谱。

所谓杀人偿命，那些有着命案在身的人，当然不是特别的政治人命案，而是日常真实犯罪，应该怎么判还是要怎么判的。这一类人没人因为朝代的颠覆而被赦免，等待他们的依旧是伏法。

最后，还有一类，比如打个架、起个哄，罪责较小，事态又不严重的轻犯。这类罪犯当时犯法时并没有预见、预谋性，所以罪责相对就比较轻，属可宽宥对象。于是，这批人得到了释放。

这也是袁世凯的一种考量，放了他们，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那他的统治就得到一批支持者，社会也不会因此产生特别的动荡。

应该说袁世凯还是比较聪明的，大清朝这若干的罪犯若全盘接收，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民怨也保持了下来。相反，进行分门别类处理之后，他的政绩就鲜明可见了，至少让百姓认为：这个时代与大清朝统治有了质的区别。相反，那些动不动就大赦天下的行为本身呢?实际真正收买人心的作用并不大，毕竟机会多了，也就不珍惜了，凡事不都是如此吗?

参考资料：《平辅公祏大赦诏》《日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