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么多呢？
在历史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树一帜，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破坏力极强。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贯穿于其始终。其中，更是发生了几次 导致改朝换代的大起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元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建国以来，这些农民起 义被官方史学界，认为是正义与进步的化身，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很大程度忽略了这些所谓起义的巨大破坏性，每当它们爆发，华夏大地都要面临一次人口大灭绝。秦汉农民战 争后，人口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绿林赤眉起义后，人口同样减少了三分之二;黄巾起义后，东汉5700多万人口，更是十不存一。其流毒之广，破坏力之强，不禁让人侧目。在世界上，中国 农民以其勤劳、温和以及强大的忍耐性而闻名，然而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形成了数十万，甚至于上百万人规模的大起义呢?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统一”，可能是造成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重大原因。那么统一，到底会给大规模农民起义造成何种便利呢?本文将一一为大家道来。
统一帝国的“群聚”现象加剧了农民起义的规模
对于大规模农民起义来说，群体性的聚集是最为主要的形成要素之一。在大规模的群体中，谣言、负面情绪以及邪教思想很容易得到快速传播，有时候只需一匹夫振臂一呼，就会有千万人响 应。在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不受控制的群聚都严加戒备。在周厉王时期，为了防止国人串联作乱，更是在街道上密布秘密警察，随时抓捕相互交头接耳者。这使得人民相遇，只能道路以目 。到了后世，三人以上的聚会往往要报备官府。婚丧嫁娶的宴饮如果不报备，不能随意举行。到了现代，政府仍对游行、结社等群聚活动，严加控制。
在统一帝国建立之前，人民被人为的割裂，不可能实现全国性的串联，所以暴动仅仅限于一国或者一地。比如楚国的“庄矫暴郢”事件，并没有扩散到其他诸侯国。然而，当统一帝国建立后 ，人民大规模的群聚成为了可能。统一帝国的群聚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性群聚，另一种是自发性群聚。
行政性群聚，多发生于大规模戍边、基础建设和救灾活动之中。统一帝国建立后，国防、基础建设以及救灾需求大大提升，政府不得不组织大量人民进行这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大量 聚集，有时候多达数十万。而以当时的生产力，又不足使政府具有驾驭这么多人力的能力。在管理上很容易出现漏洞，瘟疫、饥饿、过劳死在戍卒、民夫之中横行，因此邪教、谣言以及负面 情绪就更容易传播了。戍卒手中有武器，民夫手中有工具，加上庞大的数量，一场大规模起义就发生了。
以陈胜吴广起义为案例。在统一帝国建立前，作为楚人的陈胜吴广远在南方，可能压根就不知道匈奴以及长城为何物。如今要他们背井离乡，去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屯戍，肯定会心生不满。 在这种不满的情绪下，不安定分子陈胜的谣言就很有市场。当时，陈胜以及九百名戍卒被大雨阻止在大泽乡，眼看就要失期。陈胜利用戍卒们对于秦法的不熟悉，散布“失期当斩”的谣言。 而实际上按照秦律，失期不过只是罚没一个盾牌而已，远不至于判处死刑;而且一下子处死九百人，很明显不现实。当戍卒们出现恐慌后，陈胜吴广不失时机地开始装神弄鬼，用迷信蛊惑戍 卒。比如将写有“陈胜王”的布条塞进鱼的体内，再比如在戍卒们休息地附近学狐狸叫，不断地呼喊“陈胜王，大楚兴”。谣言引发了戍卒们造反的念头，迷信思想坚定了戍卒们造反的决心 ，于是席卷全国的大泽乡起义就爆发了。
因为群聚容易生乱，专制政府对于大规模基础建设可谓是慎之又慎。到了元末，黄河发生大规模洪灾，许多大臣都不主张救灾，就是这个原因。当元朝政府决定救灾后，民工们果然受到“石 人一只眼”的蛊惑，发动大规模的起义。
自发性群聚，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邪教的横行。中国的农民起义很少为宗教而打响，但是却也少不了宗教。中国的统一，为邪教教主们流窜全国提供了方便，实现了大串联。例如黄巾起义， 教主张角布道于全国，获得了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支持。张角趁势将教众分为三十六方，遍布于全国，在同一天发动大规模起义。一个月内，黄巾起义的战火遍布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 事。如果在分封时代，这样全国性的大串联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统一，造就了一个具有庞大面积的大帝国。为了有效统治这个广大区域，并防止封建领主的割据，历朝历代大多使用郡县制，派遣有任期的流官到地方进行治理。为了防止流官在地方 作乱，中央制订了严格的回避制度，也就是说官员不得在故乡任职。这个制度严格到什么地步呢?乾隆年间，浙江绍兴府通判一职出缺，于是吏部推出了顺天籍官员张廷泰补缺。但在乾隆帝 接见张廷泰时，听出了他的绍兴口音，“因加询问”，得知其幼年曾随父在绍兴居住数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拟任命，让张廷泰到福建任职。
这样的制度虽然避免了流官割据一方，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流官非封建领主，治理的地方并不是自己所有的领地，他们只是所在地人民的“牧”，而不是“主”。所以地方治理的好 不好，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并不是广大流官们所关心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大过就好，所以很容易出现人浮于事的状态。更有甚者，流官们还会与当地豪强沆瀣一气，疯狂地贪污 受贿，残害人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绝非虚言。
在秦朝以后，历代政府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往往采取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意在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口，通过集腋成裘的手段，从地方抽取巨大的财富。这样的政策既富了国家，也减 轻了人民负担。在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领主们对手下农奴的剥削率要远高于中国。有些领主收取的租税，甚至达到了农民收成的六成。但是农奴是领主们的财产，注定了他们不会将农奴 往死里逼。但是对于中国的流官们来说，逼死个把农民是毫无压力的，强占农民的田地是可行的，甚至像强盗一样抢劫商旅也可以做到。例如西晋巨富石崇，他的巨额财富居然是通过在荆州 当地方官，抢掠商人所得。
在五代，官员对于人们的盘剥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后唐冯贽的《云仙杂记·拔丁钱》记载：“官员赵在礼之在宋州，贪污受贿，害苦了百姓。后来他被朝廷外派他地，百姓欣然相贺，都说： ‘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结果赵在礼听到了，大为愤怒，立即上表求在宋州继任一年。赵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仅在一年的时间就获 钱百万。”
在专制时代，循吏清官往往是少数，这些人被万古传颂。多的就是贪官污吏，受到层层剥削，人民又如何会不反抗呢?所以在那个时代，人民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甚至 并不是与中央政府矛盾，而是与官僚阶级的矛盾。在官逼民反后，起义参加者不仅是农民，地主同样也会参与，而且往往还是带头人。他们打出的旗号往往不是抢班夺权，而是要反贪官。就 如李自成所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也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意思。
统一帝国造就了流贼的猖獗
中国农民起义军，往往有另一个称号--流贼。中国面积广大，给流动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回旋空间。当一个地方发生大起义后，农民起义军往往化为流贼，向全国蔓延。例如唐末的黄巢起义 ，数十万流贼在唐朝的领地上南征北战，避实就虚，以乌合之众竟连破名城，在南方攻破了广州，向北连唐朝首都洛阳、长安也被攻破。另一个大的流贼时期在元末，红巾军并分三路向元朝 发动总攻，兵锋竟然远至元朝上都以及朝鲜。到了明末，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人在陕北发动起义，转战中国多个省份，李自成更是攻破了北京，将明王朝灭亡。
流贼往往是因为一场自然灾害而引发，饥饿的贫民同时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不得不造反。饥饿贪婪的流贼们往往抢光、吃光、杀光自己途经的一切，被他们劫掠的当地人往往会因此一贫如 洗。为了生存，这些人也被流贼们所裹挟，自己也成了流贼。就这样，流贼的队伍如滚雪球般变大，很快就能扩展至十万以上的规模。当他们遇到训练有素政府军的围剿时，流贼们往往会一 哄而散、化整为零，向全国各地蔓延。
对于许多流官来说，他们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往往是治安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与人多势众的流贼们抗衡。他们所在的地区也就成了流贼们重点的进攻对象，成为流贼们扩大实力 的基地。对于有实力对付流贼的朝廷命官来说，主动攻击流贼无异于自找麻烦，他们往往自满于保境安民，只是将流贼们赶走就行。在唐末和明末，流贼们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很大 程度就是由于那些地方实力派不肯互相合作，导致流贼的实力越来越强。
历史上的流贼们并不像现在历史书中说的那么“伟光正”，他们带来的破坏绝不下于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他们所经过的地区，留下的往往只有尸体和废墟。所谓“均田免粮”、“闯王来了 不纳粮”，不过是句漂亮话而已。例如黄巢“起义”，流贼们缺乏军粮，他们居然以人肉为粮。他们用大石碾将抓来的百姓压成粉末，并把肉泥蒸熟当饭吃，其残忍简直令人发指。再如王莽 时期的赤眉起义，赤眉流贼将所到之处全部抢光，从关东到关中，他们所经之处竟然都成了一片白地。所以说，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流贼，大大增强了其破坏力。
与中国相似，阿拉伯帝国也经常面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困扰，其中发源于中亚的阿布·穆斯林起义更是颠覆了伍麦叶王朝，实现了改朝换代。
而对于封建制度，或有封建性质的国家来说，流寇很难生存。领主们将自己领民保护在坞堡之中，流寇们想要获得给养，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领主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人民，打击流寇更会不遗余力。 例如在汉末，地主豪强们纷纷起兵，在各处打击黄巾军。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的黄巾军，竟然在几年内就被地主的“义兵”所歼灭。在日本，曾发生了大规模的“一向宗”起义，虽然声势浩大 ，却受困于日本大名众多，始终成不了大气候，最终被大军阀织田信长所歼灭。
在西欧，农民起义并不少，著名的起义有尼卡起义、扎克雷起义、闵采尔起义、胡斯起义、普加乔夫起义，等等。然而，这些起义大多都没有形成气候，被封建势力联合剿杀，远没有中国的农民起义那么声势夺人。究其缘由，盖因西欧实行封建制度，广大农民被被封建领主们人为的分割开，无法实现串联，不能成为流贼，很容易被封建领主们联合剿杀。
很显然，分封的制度对于农民起义的烈度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统一中国的农民更有改朝换代的信心，中国的统一国家中，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要远大于西欧和日本。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贵族社会就开始瓦解，平民阶层开始上位。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墨家强调“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法家强调“军功爵、法不阿贵”。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加强的缩影，平民通过努力也可以当飞黄腾达的信念传播至民间。在秦末，陈胜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奏响了平民抢班夺权的最强音。在楚汉战争中，平民刘邦带着胥吏萧何、吹鼓手周勃、屠夫樊哙等人，打败了秦朝和项羽，建立了汉朝，开始了“布衣将相”的时候。刘邦以一介布衣称霸天下，给未来的起义者们开了个“好头”。在以后的历届王朝，很多起义者都以推翻政府、建号称帝为目标，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是除刘邦以外，另一个成功者。
然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西欧和日本，阶级固化远比中国严重，贵族与平民泾渭分明，平民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贵族。西欧的许多农民起义，并没有目标，也没有指导方针，其目的往往在 于减少剥削，而不是推翻自己的领主。当自己的目的达到后，农民往往又回到自己的领主身边，继续受剥削。当然，还有一些农奴选择逃亡，投靠到自由城市做工。
在封建国家，贵族阶层能够掌握远高于农民的武力，从而使得贵族与平民的力量对比变得十分悬殊。在西欧，一个全身披挂的骑士可以轻易击败数十倍于他的农民;在日本，一个武士可以因为平民对他“无礼”，将其斩杀而不用付任何责任。因为贵族们的武力压制，导致农民不敢反抗，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与中国农民反抗朝廷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统一对于中国具有相当多的好处，但也带来了农民起义的狂烈，加强了农民起义的规模、频率以及破坏力，可谓是有得必有失。因为农民起义，中国总是困扰于王朝周期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面临一次人口大灭绝，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所以，在统一的同时，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动乱问题，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