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多年前的“共和行政”是怎么回事?王位虚置下的贵族共和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等灭除商朝,建立西周王朝。205年后,到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的第十位国君——周厉王当政的时候,西周王朝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国人暴动;第二件是周王朝实行了“共和行政”;第三件是公元前841年,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此有了确切的纪年。
《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
因为国人暴动,周厉王流亡。周王朝的重臣、贵族、诸侯们共同执政,史称“周召共和”。“共和”在近现代中国不断地升华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而“共和”这个概念,就来源于“周召共和”这一段历史。
公元前841年,周王朝为什么会爆发“国人暴动”?目前看,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是周厉王实施专利垄断;第二是禁止“诽谤”;第三是军事上的失利。
厉王专利,剥夺贵族平民权利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专利垄断?今天说的“专利”是指排他性的知识产权。但周厉王时期的“专利”,有它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周厉王下令,将原有的山林、草场、湖泊等共有土地的资源,划归周王室独家所有。如果非王室成员要去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就得缴纳相关税赋。
大家知道周王朝实行的是封建制。各级贵族各有封地,同时还有一些公共的山林、草场、湖泊。这是王室与各贵族按照权力等级共有、共治、共享的。类似于集体经济,集体共有。
周厉王接受荣夷公的建议,决定改变传统的做法,把山林、草场、湖泊等公共资源实行王有化。相当于王权垄断了公共资源。今天我们可以理解为国有化。这不仅剥夺了普通平民的权利,也伤害了贵族的利益。平民要上山林砍柴,要到草场上放牧,要到湖泊里面去捞鱼、抓虾。贵族本可以组织平民去开荒、耕种。在某种程度上,周厉王是在经济上搞中央集权制,推行国有化,由王来垄断所有的自然资源。
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大夫,劝周厉王说:“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作为王,他就要去引导利益,把利益上下分配,让大家共利。“今王学专利,其可乎?”今天你去学着专利、垄断利益,这样行吗?“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如果普通人独占某种利益,大家会说他是强盗。作为一个王去垄断公共资源、独占利益,那么能够归顺你的人就少了。
厉王弭谤,国人道路以目
多数人的既有权利遭到剥夺,这些人就会有批评意见。有了批评意见就会表达出来。批评意见一多,厉王就很不高兴。
《史记·周本纪》是这么记载的:“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厉王很生气,找到一个来自卫国的巫师,让巫师去监督那些提批评意见的人。“谤”就是批评的意见。卫巫只要一告诉他谁在批评他,厉王就杀掉这个批评者。“其谤鲜矣,诸侯不朝。”“鲜”就是“少”的意思。这样,批评意见很少了,但是诸侯也都不来朝拜了。“三十四年,王益严”,周厉王第三十四年,厉王对“谤者”变得越来越严酷。“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人见面都不敢说话,在路上见面也只能互相使个眼色。
召公劝周厉王说,周王朝的传统,是广开言路,听取各种意见,政策才不会出错。如果堵塞言路,国家将难以维持。原话是这样说的:“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为防备人民批评而堵塞言路,比防水堵塞河流造成的堰塞危害还大。“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如果堰塞的水坝崩溃了,会伤害很多人。老百姓的言论被禁止带来的反叛像溃坝一样。“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所以,治水的人要开挖河道疏导堰塞的湖水,治理民众就要广开言路让人们有言论自由。
召公很智慧,他还说:“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人民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财富和可使用的东西,都是从山川里产出来。他认为民众的话语权和言论自由,与财富的创造密切相关。召公的这个思想比较独特。你要想使国家经济繁荣、老百姓创造财富,就得给老百姓说话的自由。
《吕氏春秋》上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欲谏之鼓”演化为官府门前的喊冤鼓;“诽谤之木”演化为立在宫殿前的华表。
批评意见,周朝的术语就是“诽谤”。召公说得不错。其实这不仅是周王朝的传统,《吕氏春秋》上说:“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尧设有“欲谏之鼓”,宫廷前立鼓,谁想提出批评,就可以擂鼓。舜设了“诽谤之木”,谁有批评意见,可以写在上面。“欲谏之鼓”,后来演化为官府前的喊冤鼓。诽谤之木,后来演化为立在宫殿前的华表。华表立在那儿,就是告诉天下人,朝廷能听取批评的意见。华表就是让民意得以表达的意思。
“国人”是谁?
但周厉王很轴,这些道理他听不进去。结果就发生了“国人暴动”。《史记·周本纪》是这么写的,“王不听”,厉王什么意见都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于是举国没人再敢讲话。“三年”,就这么持续了三年。“乃相与畔”,“相与”就是“相互联系”,于是相互联络,然后就背叛了。“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国人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彘”即现在的山西霍州。也就是说,厉王从现在的西安跑到了山西太原西南部的霍州,流亡山西。
《史记·周本纪》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国人”暴动,这些“国人”是谁?《清华简》讲了具体的类别。“国人”包括三类人,一类是卿士,二类是诸正,三类是万民。“卿士”就是执政的重臣,重要的执政大臣;“诸正”指百官,同时也指各诸侯;“万民”是指庶民,住在都城里面的各种平民,更多是工商服务人员。很显然,“国人暴动”是一场贵族革命,是贵族官吏和平民的共同谋反。 这是贵族领导平民与扩张的王权展开的一次斗争。
封建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有贵族。贵族里分为不同的等级,贵族是非常强大的。封建制度就是王和贵族分权、共治的社会。贵族对王有巨大的约束力。周厉王实行专利政策,这破坏了贵族传统的经济权利。周厉王又实行止谤的政策,禁止言论、禁止批评,这也破坏了传统上贵族所拥有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这是“国人暴动”最根本的原因。贵族和平民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起而攻打君王。
厉王好战,四面为敌
为什么周厉王不顾贵族的反对、不顾平民的愤怒,一定要实行“专利”,而且禁止一切批评言论呢?我觉得除了他的个性“轴”之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周王朝持续不断地处在战争危机中。
自周昭王、周穆王以来,周王朝就改变了前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对外扩张,保持着对周边部族的军事高压政策。
周厉王是好战的君王,现在发现约有十件西周青铜器,其铭文都涉及周厉王的征讨行动。周厉王攻打的敌人,有淮夷,淮河流域东方的敌人。有南夷,南方的敌人。还有宿夷、严狁,即来自西北边,西边的西戎。也就是说,周厉王针对东方、南方、西北和西方,都启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周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周厉王于是想方设法要扩大财源、扩大兵源。我觉得这是他实施专利垄断政策和内部高压政策的可能的原因。
1980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斗门镇。器内有铭文二百七十余字,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与严狁的一次战争。
周厉王在位三十几年,持续不断地在从事战争,整个国家被拖得疲于奔命。为了战争要扩充财源,就想搞专利垄断;为了战争,就要消除内部的分歧,残酷打击怀有不同想法的人。但是严重的问题是,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竹书纪年》上记载说:“淮夷侵洛。” “洛”就是洛邑,现在的洛阳,是周王朝在东方的都城。洛阳告急。又据多友鼎的铭文记载,西戎已经进入犬丘,跟周军在这儿有一场大战。犬丘离镐京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淮夷已经在攻打洛阳,西戎又在攻打镐京。显然,周厉王军事行动不利。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军事上都处于危险的状态。
周厉王时期西周王朝很不安宁,国人不满。但是国家在从事对外战争,君王可以利用对外战争形成的巨大权力,对国内进行高压。国人未必有反叛的机会。可以想见,周厉王强势推行专利垄断政策,并且杀戮诽谤者,理由一定是国家利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大家必须贡献财富,必须同仇敌忾,不能够闹分裂。但是战场失利了。淮夷逼近了东都洛邑,更严重的是严狁、西戎逼近了镐京。这使周厉王的内部高压政策失去了合理性。内部叛乱有了机会。国人就造反,袭击周厉王。周厉王就流亡了。
王位虚置下的贵族共和
周厉王流亡了,国家怎么办呢?《史记·周本纪》上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共和”是什么意思?现在的人们容易理解为:共同联合、共同协调来治理国家。但“共和”最早的原义不是这样的。有不少史料,包括《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以及后来发现的《清华简》,还有一些很重要青铜制品上面的铭文,都说明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共伯和”。所谓“共伯和”就是“共”这个国家的一个伯爵,他的名字叫“和”。他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国人暴动”周厉王逃跑以后,这些暴动者,把共伯和请来摄政,这样形成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共伯和”作为摄政,周定公、召穆公做宰相,他们是贵族的代表,共同协商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共和”的意思,首先是“共伯和”的名字;其次是以“共和”作为年号。事实上。共伯和只是一个小诸侯,但是他德高望重。把他请来做摄政,是为了安抚其他诸侯。实际是由周定公、召穆公在具体管理。历史的偶然性是“共和”这两个字,它本来是人名,是年号,同时词语本身有“共同和谐”的意思,所以人们容易理解为“共和”就是贵族们联合起来,共同管理和协调整个国家的事务。
“周召共和”持续了14年。这14年是没有王的。周厉王被流放在山西,按照礼法不能把他的儿子定为王。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周公、召公他们才共同辅助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为王,是为周宣王。
从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比较准确的纪年。也是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人尝试了一种管理方法:就是在没有王的时候,贵族共和,贵族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
周厉王和“周召共和”的故事有什么可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是长期对外战争必然会造成内部剥夺。因为要兵源、要财源,最后就必然走向内部剥夺。为了稳定,就容易内部高压,激化内部矛盾;第二是由君王来“专利垄断”公共资源,这是一切矛盾的根源。如果君王再去剥夺言论自由,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就会强化君王与社会民众的矛盾。社会矛盾积怨,一旦发生外部危机,内部矛盾就容易爆发。另外,“周召共和”的故事还让人想到,制度创新需要想象力。共伯和、周公、召公等人策略性实行的共和行政,有没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贵族共和制度呢?
到了近现代,周召共和中出现的“共和”概念,被注入了不少新制度的内涵。对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这些人来说,“共和”不是一个管理策略,而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安排。一百多年来,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度,成了中国人的政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