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轻武的思想是如何造成的？武将为何不能掌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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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赵匡胤在建立大宋之后，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为了避免重现乱世，稳固政权给老百姓一个太平的社会，赵匡胤因此采用了许多政策来制衡武将，从而形成了最早的“重文轻武”的思想，后世之君墨守成规丝毫不懂变通，最终导致宋朝武功不竞的局面。

吸收前朝的经验教训

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破坏了，各地节度使统帅的部队，都是招募的职业兵，于是将领们可以长期拥有大量军队，并不断扩大队伍，安禄山、史思明就因如此得以起兵反抗中央，酿成唐代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们竞相扩大自己的军队，唐朝中央政府反而没有强大的军队，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失去了控制节度使的能力，于是形成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连绵不断的战争，藩镇拥兵自重的需要，使军队的数量不断扩大，将帅士卒遂日益骄横，终于,拥有强大军队的朱全忠取代了唐朝。

“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所以，赵匡胤非常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加强中央的军队力量。

赵匡胤对五代以来的治兵措施加以改革、完善，确立了新的兵制。“开宝二年，遣使分往京西诸州赐太原所徙民帛，人一匹，又命控鹤都虞候京兆崔翰差择其勇悍习武艺者籍为禁兵。以此来增强禁军力量。建隆二年甲戊，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晓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赵匡胤在兵力的配置上，实行了“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政策。

赵匡胤时期禁军约二十万，其中十万驻守京城，十万分屯各地。

“太祖盛时,皇城之内,有诸班之兵京城之内,有禁卫之兵京城之外,列营犹数十里”。

正如北宋名臣包拯所说“京师者,天下之本也。强本者,歌兵耳本固且强,睬中制外,则天下何患焉”。

京城兵强马壮，各地方自知兵力不敌，一般不敢萌生异心，这就是“强干弱枝”的军事防卫政策，驻屯各地的禁军，主要是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两军的精锐虽不及主要屯驻京城的殿前军，但相去不远，加上各地的厢兵、蕃兵、乡兵等部队，其数量则要超过京城兵力至少一倍以上。

如京城有变，各地军马联合起来，以抑制京城之变，这样“内外相维,无轻重之患”。这样既不会发生类似唐朝的安史之乱，也不会发生京城兵变。

从北朝末年到五代的约四百年间，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盛行结成义兄弟的风气，后周太祖郭威有十兄弟，宋太祖赵匡胤也有义社十兄弟，这种带有集团化的结义兄弟的行为，是对皇权的重大威胁，赵匡胤不想重蹈覆辙，使自己的政权毁于将领的拉帮结社。

“开宝四年十一月,太祖下令,禁止军民男女结义社”。

开始禁绝这延续了四百年的恶习，这种集中军权的思想是赵匡胤从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赵匡胤个人实践所得

五代时期，这是武人的天下，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武将出身，同其他武将一样，言行举止不时流露出轻文的倾向。

据《湘山野录》一记载，有一次，赵匡胤到朱雀门，赵普陪同前往，赵匡胤指者门上的牌匾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书`朱雀门',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处“赵普回答说“`之'字是语助词。”

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轻蔑一瞥，大笑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不屑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赵匡胤本人对前代骄兵悍将祸国殃民之事也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再三强调要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就这点来说，赵匡胤比五代时期的帝王明显高出一筹，所以他能够以防弊之政作为立国之法，其中之一就是他决定改变前代重武轻文的传统。

唐末五代历经战乱，礼乐仪制遭到践踏，官籍散落，幸存下来的礼书也是疏略不备，互相矛盾之处颇多。赵匡胤要恢复五代战乱时期的疏忽的礼仪，多次下令大臣考循旧制，重新编篡有关礼仪著述，健全礼乐仪制。

用于礼乐的器械在战乱中也渐渐沦废，赵匡胤命令有关部门加以考究，予以修复。如悬挂钟磐的木柱、升堂奏歌的本架、鼓钮萧等乐器、武人所执大旗、用于武舞的兵器等等皆如旧制复现于赵宋朝廷。

在不长时间里，赵匡胤将五代时期被破坏的礼乐制度恢复完善，是与赵匡胤改变五代时期武人专政，实行文治分不开的。赵匡胤在青年时期的经历使他体会到虽然能够“马上得天下”，但是并不能“马上治天下”，文武并用，适当地重用文人，才能够逐渐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武人专政所带来的各种弊端。

大臣的建议

《宋史》“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一,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

这段文字表明，赵匡胤与赵普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后周时，赵普已经成为赵匡胤的心腹幕僚。

大宋开国之初，赵普首先进入枢密院，然后成为宰相，始终掌握着中枢大权，赵匡胤对赵普极为信任和倚重，待遇殊绝。

《长编》卷九记载,开宝元年十月“雷德骤判大理寺,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擅增减刑名,德膝愤惋求见,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对,即直诣讲武殿奏之,辞气甚厉,并言赵普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日`鼎挡犹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樱臣乎'引柱斧击折其上鳄二齿,命左右曳出,诏宰相处以死刑。既而怒解,止用阑入之罪处焉。”

赵匡胤压下了对赵普的控告，表明了他对赵普的极度信任。

因此，赵匡胤在治理国家定制法律法规时，赵普起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赵匡胤的集权思想，控制兵权，也采用赵普的建议，赵普多次向赵匡胤建议，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佐命功臣的兵权，授予其他职务，赵匡胤起初并没有听取。

赵匡胤回复：“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赵普说“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不得自由耳”这句话，十分刺耳，赵匡胤不禁想起陈桥兵变时自己“不自由”的情况，幅然醒悟，接受了赵普的建议。随后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兵权。

乾德元年二月，赵匡胤想任用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反对，认为符彦卿名位己胜，不能够再委以兵权。赵匡胤说“卿苦疑彦卿何也联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联也”，赵普说“陛下何以负周世宗”，赵普这句话，使赵匡胤收回了成命。

符彦卿“武勇有谋，善用兵”，又是周世宗柴荣和赵匡胤之弟赵光义的岳父，是一位名望地位都很高的将领，用他典禁军是非常危险的，位高则权重，加之名望高，就有潜伏着策动兵变的可能，所以赵普不能不极力反对。

赵普提出的建议是针对时势的，建议赵匡胤掌握兵权有效地防止了禁军将领发动叛变的可能性，是当时维护赵宋政权稳定所必须的。

赵匡胤的“祖宗家法”的影响

赵匡胤所立下的“祖宗家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这二个重大影响。

积极的一面：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使得北宋政府能够较快地铲除士族门阀地主与军阀势力的割据，消除了分裂之祸，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统治，基本上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使得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科技的持续发展。

消极的一面：禁军厢军数量激增，赵匡胤时禁军只有有19万人，太宗时激增为35万人，真宗时又增至43万人，仁宗时猛增至82万人，,厢军数量也相应地由赵匡胤时期的18万人增至仁宗时的43万人，合计125万，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军队中，将帅只有统兵权，而没有发兵权，兵权的控制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这有效地防止了将领发动兵变，而且将领的循环调动，使他们很难有自己的腹心部队，但是造成了军队中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使得将兵疏远，军队的战斗力低下。